传奇未完:张爱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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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时张爱玲在老师汪宏声的眼里，是“瘦骨嶙峋”，“不烫发”，“衣饰也并不入时”，坐在最后一排最末一个座位上，“表情颇为板滞”。老师当着全班朗读表扬她的作文，她也仍无表情。平常“十分沉默”，“不说话，懒惰，不交朋友，不活动，精神长期的萎靡不振”。她是出名的欠交课卷的学生，教师问起时，她的口头禅是“我忘了”。上课不听讲，总不停地在纸上画着，仿佛在记笔记，其实在画速写。但考试成绩总是A或甲，文才颇高，这在教师眼中，也是很有名的。
然后就在张爱玲高中毕业时，“八一三”日军攻击上海闸北，为时三个月的上海抗战开始了。张爱玲以家靠近苏州河，激烈的枪声睡不着觉为口实，跑到临时回国的母亲的公寓住了两星期。而继母则以她不知情，张爱玲眼中根本没有她为由，打了张爱玲一巴掌。当张爱玲本能地还手时，不料却引来父亲的一阵毒打，并被软禁起来。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她在被监禁中度过原本该是青春灿烂的十七岁生日，“我生了沉重的痢疾，差一点死了。我父亲不替我请医生，也没有药。病了半年，躺在床上……”直到阴历年的一个隆冬的晚上，终于可以下床走路的她，趁着看守交接的空当，从大门逃了出去。当时的心情是雀跃的，她说：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逃到母亲家的张爱玲，在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她可说是有如白痴，于是母亲教她煮饭、洗涤，从走路姿势、微笑的方法，到看人的眼色，她都得从头来过，这对她而言岂只是艰难，更令她逐渐失去了精神的平衡。而母亲此时的经济能力有限，在无力承担她和弟弟的教育费之下，母亲让随后逃出的弟弟再返回父亲家。同时母亲要她选择，要么早早嫁人，用学费来装扮自己；若要继续读书，那就没有余钱兼顾打扮，花样年华的张爱玲选择了后者。对从小就常常“缺席”的母亲，张爱玲“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的，但是和母亲一起生活后：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地毀了我的爱。同时看得出我母亲是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她再度感到无家可归。
不久她离开上海到香港大学求学，而母亲也偕同美国男友去了新加坡，在那里搜集来自马来西亚的鳄鱼皮，加工制造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口。一九四一年底，新加坡沦陷，其男友死于炮火，张爱玲的母亲逃难到印度，曾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而在香港沦陷后不久，张爱玲回到上海，她和母亲失去联系，她与姑姑同住。
此时姑姑刚在年初被英商怡和洋行裁员，到电台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在上海大光明戏院做翻译工作。她无力负担张爱玲再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读完最后半年的学费。于是张爱玲因学费问题而回到逃离四年多的父亲的家和父亲商谈。但这一次父女相见，却成为他们最后真正的诀别。张子静说：“那是姐姐最后一次走进家门，也是最后一次离开。此后她和我父亲就再也没见过面。”
后来母亲曾在难挨的困境中回到上海，那是张爱玲已经成名后，但又被上海小报攻讦为“文化汉奸”的一九四六年，当时张爱玲不仅丧失了发表文章的机会，更遭受丈夫胡兰成因汉奸逃难又外遇的精神创伤。在如此双重的打击下，张爱玲对母亲的艰难处境，想必有着感同身受的谅解。
据张子静的回忆说：“我母亲回国那天，我表哥陪我姑姑及我姐姐去码头接船。表哥看到我母亲走下船，戴着墨镜，很瘦，形容憔悴。我姑姑在一旁说：‘哎唷，好惨！瘦得唷！’我姐姐在一旁不作声，只是眼眶红了。”
但一九四八年，母亲再次离开中国，临走时带走了张爱玲的一张照片，从此直到一九五七年她孤独地在英国病逝，她没有再回到中国，当然也没有任何机会再和张爱玲见面。而一九五二年张爱玲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准，七月持港大证明从广州坐火车经深圳赴香港，以继续完成学业为由离开大陆。次年张爱玲的父亲在上海因肺病去世，享年五十七岁。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张爱玲搭“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离港赴美，从此到一九九五年中秋节前在美国洛杉矶去世，四十余年间，她再没有见过那“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的上海月亮。张爱玲不幸的童年，却成了她创作上的大幸。因为童年的“缺失性”经验所引起异常认知和想像力的活跃，都转化成为她创作力的泉源。童年的经验对她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因为成长和生活的变化已经“自组织”和“再创造”过，在记忆和回忆之间更有着遗忘的筛选。但在相关的情感、心境为中介之下，在偶然机遇的触发下，它就直接地进入作家的笔下。这正如作家巴金在谈到他写《家》时的情形，他说：“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心灵激动的一切。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常常目睹一些可爱的年轻的生命遭摧残，以致于到悲惨的结局。那个时候，我的心由于爱怜而痛苦，而同时又充满憎恨和诅咒。”
巴金只是目睹，对张爱玲而言却是切肤之痛，因此当她发而为文时，那就不仅是诅咒而已，简直是鞭笞。鞭笞这个被封建主义的腐朽和现代文明两相冲击而颠覆了的家族。
在这没落的贵族中，论者梁鸿指出，“祖”虽有时仍能显示其权威，但实质上已经“缺席”。张爱玲晚年在《对照记》中，虽然花很多篇幅去回忆她的祖父母，但她却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祖父、祖母甚至李鸿章带给张爱玲的，只是贵族的血液而已，虽然这种身分是她需要的，但跟随而来的却是更多“最后贵族”的腐烂窒息的气味。在张爱玲的《花凋》、《茉莉香片》中祖父祖母处于缺席位置；在《金锁记》、《倾城之恋》中的老太太，虽仍掌握着代表权力的钥匙，但父辈和孙辈在她们面前貌似尊重，背后却各行其是。何以如此，只因这没落的旧式大家庭都是逃往租界避难的，它意味着某种断裂和接受。断裂的是他们将失去了祠堂、宗庙，他们没有了祖先的象征，也就失去了使他们气定神闲、骄傲自大的依靠；而接受的是中西文化交融最快、最繁荣，各种新生事物最多的十里洋场，他们被完全地隐在历史的背后，遭受着被遗弃的痛苦。学者宋家宏认为《茉莉香片》是张爱玲小说中“自叙传”色彩最为浓厚的一篇。尽管有论者指出其主人公聂传庆是张爱玲柔弱的弟弟张子静，但就如张爱玲一贯的拼贴做法，其间更有着她自身的投影。这篇小说可以看做是张爱玲主体心灵的告白。
故事开头聂家是已衰颓的旧式家庭，除了一些死钱外，就只剩下了黑沉沉的荒凉，传庆自幼生长在这荒凉的气氛中。他很清楚父亲之所以还可以关起门来耍威风，是因为还有些臭钱。当他还在十二三岁那个渐醒人世的年龄时，他就盼望将来以“钱”来弥补自己的渺小。他要取代父亲，他在废弃支票上练习签着“聂传庆”的名字，也因此触动了父亲暗藏的恐惧，他挨了父亲的耳光。父子间的敌意已昭然若揭，但他还得无可奈何地萎缩在父亲的高压下生活。
他渐渐醒悟，等他可以取代父亲，拥有他的天下时，他可能已被作贱得不像人了。于是他在寻找着一切可能的逃离方式，然而他无法逃离。为了生存与学业，他还得终日忍受着羞辱与奚落，胆颤心惊地在父母治下讨生活。每日向他的父亲与继母请安，为他们烧烟泡。更为可悲的是“他发现他有些地方酷肖他父亲，不但面部轮廓与五官四肢，连步行的姿态种种小动作都像。他深恶痛疾那存在于他自身内的聂介臣。他有方法可以躲避他父亲，但是他自己是永远寸步不离地跟在身边的”。逃不了，他已经像绣在屏风上的一只鸟，打死了也不能飞下屏风去。
从零星的传闻和推测中，他得知，二十多年前，也就是他还没有出世的时候，他有脱逃的希望。他的母亲当时若是嫁给了言子夜教授，他就有可能是言子夜的儿子——一个积极、进取、勇敢而有思想的人，一个幸福的人。言子夜成为他畸形倾慕的对象，成为一个完美的化身。
但言子夜的一声断喝，击碎了他的梦，也摧毀了他的精神家园。“他父亲骂他为‘猪，狗’，再骂得厉言些也不打紧，因为他根本看不起他父亲。可是言子夜轻轻的一句话就使他痛心疾首，死也不能忘记。”于是他恨那个健康、活泼、充满青春朝气的言子夜的女儿言丹朱。他疯狂地认为言丹朱是夺去自己“真正父亲”的敌人，他咬牙切齿地喊叫道：“告诉你，我要你死！有了你，就没有我。有了我，就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