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未完:张爱玲-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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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她的家族小说，发表于一九七八年四月十一日《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的《色，戒》，也被认为是“有所本的”，香港学者兼影评家陈辉扬在其《梦影录》一书中就说：“我一直认为《色，戒》的材料来自胡兰成，因为易先生和王佳芝的故事，是根据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而写成的。其中种种细节，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为张爱玲细说始末。”
而张爱玲在一九八三年由皇冠出版社集结《色，戒》、《浮花浪蕊》、《相见欢》、《多少恨》、《殷宝滟送花楼会》、《五四遗事》和电影剧本《情场如战场》为《惘然记》一书出版时，曾在序中谈到《色，戒》、《相见欢》和《浮花浪蕊》：这三个小故事都曾经使我震动，因而甘心一遍遍改写这么多年，甚至于想起来只想到最初获得材料的惊喜，与改写的历程，一点都不觉得这其间三十年的时间过去了。爱就是不问值不值得。这也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因此结集时题名《惘然记》。由此可见她非常喜欢这些自外界获得的材料，并且从一九五年左右就写成，期间又经过三十年的改写。至于她没有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甚至在《色，戒》发表后的同年十月一日有署名“域外人”的《不吃辣的怎么胡得出辣子？——评〈色，戒〉》一文的严厉批评时，张爱玲在一个多月后的十一月二十七日发表《羊毛出在羊身上——谈〈色，戒〉》的反驳文章，亦没有提到“胡兰成”三个字，只说：“这故事的来历说来话长，有些材料不在手边，以后再谈。”几句话避重就轻地带开。这是由于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手后，“胡兰成”三个字，似乎在张爱玲的记忆中清除。
“最是伤心终无言”，胡兰成对张爱玲的伤害，正如曼桢在《半生缘》中的感受——“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的使她伤心。”在当时张爱玲的心境恐怕是“不管别人对她怎么坏，就连她自己的父亲，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胡兰成这样的使她伤心”。因此即使最亲近的友朋如宋淇者，都避谈胡兰成的事，在张爱玲面前，胡兰成是谈话的禁区。也因此张爱玲没提及材料得之于胡兰成，实不愿再触及情伤及因胡兰成而再度遭致“汉奸”污名的攻讦。张爱玲虽然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五两年内，红极一时，但在抗战胜利后，虽然没有被南京政府正式定为“文化汉奸”的罪名，但社会舆论却欲置她于死地而后快，她的文学活动甚至于私生活，都成为公众谩骂的焦点。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到一九四六年十一月的一年多，她甚至没有发表过一篇文章，而事实上也没有机会让她发表。直到同年底，张爱玲借《传奇增订本》的发行，写了《有几句话同读者说》为自己做了辩白：我自己从来没想到需要辩白，但最近一年来常常被人议论到，似乎被列为文化汉奸之一，自己也弄得莫名其妙。我写的文章从来没有涉及政治，也没有拿过任何津贴。想想看我唯一的嫌疑要么就是所谓“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三届曾叫我参加，报上登出的名单有我；虽然我写了辞函去，（那封信我还记得，因为很短，仅只是：“承聘为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代表，谨辞。张爱玲谨上。”）报上仍旧没有把名字去掉。
至于还有许多无稽的谩骂，甚而涉及我的私生活，可以辩驳之点本来非常多。而且即使有这种事实，也还牵涉不到我是否有汉奸嫌疑的问题。何况私人的事本来用不着向大众剖白，［小说网·。。］除了对自己家的家长之外，仿佛我没有解释的义务。所以一直缄默着。张爱玲以退为进，反驳了“文化汉奸”之说。同理，她在面对“域外人”指控《色，戒》为“歌颂汉奸的文学——即使是非常暧昧的歌颂”的论调时，她又再度地反驳：“域外人这篇书评，貌作持平之论，读者未必知道通篇穿凿附会，任意割裂原文，与以牵强的曲解与‘想当然耳’，一方面又一再声明‘但愿是我错会了意’，自己预留退步，可以归之于误解，就可以说话完全不负责。”对“域外人”提出严厉的质疑。由此可见她不愿再被任何污水所溅污，即使仅是那么一点点，她都不愿意。
然而《色，戒》绝无任何歌颂汉奸的味道，即使是暧昧的，它只借着这个有关汉奸被暗杀未遂的真实故事，来重写女性对感情的看待。这其中的种种细节，正如陈辉扬所说的，只有深知汪精卫政府内情的人才能细说始末，而活跃于汪伪政权中，曾任伪中宣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的胡兰成，就成为张爱玲获得这令她震动的故事的不二人选。因为自一九四三年底胡兰成从苏青主办的《天地》月刊中，读到张爱玲的《封锁》时，他读其文而惊其才，透过苏青得知张爱玲的住处而找上门去，在次年二月初两人初次见面，其后两人很快坠入情网，并于同年八、九月间结婚。
到一九四六年二月，张爱玲曾悄悄到温州看望逃离中的胡兰成，但风流成性的胡兰成却又另有新欢。张爱玲在伤心之极回到上海，她在雨中的船上“面对着滔滔黄浪涕泣久之”。次年六月十日她写信给胡兰成，两人正式分手。在这短暂的热恋与婚姻生活中，他们有过两情缱绻、无话不说的时刻，胡兰成向张爱玲说出这段故事的细节，也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而有关于郑苹如谋刺丁默邨一案，最早披露的是六十年代金雄白在香港出版的《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中的一小节，笔者参考了李伟、黄美真等人的多种史料，发觉此一暗杀事件，除了中统锄奸以外，还得从丁默邨与李士群两人的恩怨冲突说起。
丁默邨是湖南常德县人，生于一九零一年，幼时就读于湖南省立第二师范附属小学。毕业后，未能考入中学。一九二一年下半年，年轻气盛的丁默邨只身前往上海闯荡，积极参加青年学生运动，经由施存统的介绍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春他回湖南筹建常德团组织，并自任组长。同年十月十三日社会主义青年常德地方执委改选，丁默邨担任团书记，而在次年改选时，他却失去书记一职，对此他极为不满，并与新领导人闹翻。次年一月他谎称去长沙汇报工作，其实是远走上海，叛离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一九二六年他到广州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办事员。次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他认为时机成熟，便积极投靠蒋介石，追随陈立夫、陈果夫的“CC派”。一九三二年他担任国民党组织部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小组组长，在上海文化界进行特务活动。他与李士群等在“万春坊新光书局”编辑《社会新闻》，先后出版三日刊、旬刊、半月刊等，是当时国内有名的“造谣”刊物，曾多次污蔑诋毀鲁迅，相关资料收在鲁迅《伪自由书·后记》中。
李士群，浙江遂昌人，生于一九七年三月二十日。幼年在本乡私塾读过几年书，二十年代初进入了日本人开设的东亚同文书院，后又转入上海大学读书，此时他生活来源主要仰仗妻子——大夏大学学生叶吉卿，由于叶家有钱，使得李士群生活无忧。这期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后又转苏联特种警察学校。
回到上海的李士群，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分，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但不久他却为公共租界工部巡捕房逮捕，为了怕被引渡给国民党政府，妻子叶吉卿找到恒丰钱庄的韩杰，走通了青帮“通”字辈大流氓季云卿的门路，由季云卿通过巡捕房里的熟人，将他保释出来。后来他便向季云卿投了门生帖子，从此李士群与青帮拉上关系。
一九三一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特务，以上海为重，活动非常活跃，共产党组织屡遭破坏。一九三二年，李士群又被调查科逮捕，他眼见地下斗争处境艰难，再加上自己贪生怕死及老婆不断地施压，就向国民党自首了。起初他被委派为调查科上海区直属情报员，不久就调去与丁默邨、唐惠民等编辑《社会新闻》。
一九三四年调查科改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处”；同年蒋介石为了统一特务组织，在军事委员会内设“调查统计局”，丁默邨当上了第三处（邮电检查处）处长，与戴笠（军警处处长）、徐恩曾（党务处处长）齐名。抗战前，他一直在蒋介石手下任职，抗战开始后他曾在汉口奉陈立夫之命，“招待”中共叛徒张国焘。而由于戴笠对他的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使他遭到追查。一九三八年八月调查统计局第一、三处遭撤销，丁默邨失去职务，仅在军事委员会挂了少将参议的空名，因此他闷闷不乐，托词到昆明“养病”。
李士群则在一九三三春因国民党调查科上海区长马绍武，遭共产党中央特科“红队”的伏击毙命，使他和丁默邨因嫌疑犯被捕。但丁默邨因有“CC派”的高级干部、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力保，很快就被释放了；而李士群因没有靠山，被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调查科总部。后经他老婆叶吉卿“赔了夫人又折财”的营救下，走通了调查科科长徐恩曾的门路，李士群虽被释放，但仍然被规定不得擅离南京。
不久，李士群被指派为调查科编译股编译员、南京区侦查员。一九三三年底开始，他担任“留俄学生招待所”副主任兼“留俄同学会”理事，从此郁郁不得志，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日军占领上海，为了扫除侵华道路上的障碍，决心建立一支汉奸特工队伍，做为消灭上海抗日力量的先遣部队。于是李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