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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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干传后
男人一生最难获的事情是有权，最害怕有的事情是没钱，但最难处理的事情，却是家庭与事业的关系。无论精英还是平民，伟人还是凡人，这方面做到平衡不容易。
学左宗棠“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的毛泽东，青年时期与萧子升有过争论。萧子升批评他：“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毛泽东反驳：“大丈夫当扫天下，安事一屋？”他后来还说了句名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战争年代，这话有道理。但战争里也有和平，尤其到了和平年代，大男人无法避开家事。何况，革命的首要目的，不就是为了让每个家庭都请得起客、吃得起饭吗？
左宗棠在战场上叱咤风云，回到家庭，就与普通人一样了。他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丈夫、父亲的事业再大，不管是剿灭太平天国运动，还是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目的只有一个，为了天下家庭的幸福，让老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有条件去追求幸福。否则左宗棠出山干什么？以“心忧天下”为己任的左宗棠，自己首先得追求到了幸福，才有说服力。
左宗棠的家庭生活，算得上幸福。他与妻子周诒端感情和好，相敬如宾，从结婚时起，周诒端就一直支持他、帮助他、鼓励他。在最贫困的时候，她从心灵上、物质上帮助左宗棠挺过难关。
但后来左宗棠入幕，家庭生活改变了。周诒端与他两地分居。一直等到左宗棠做上闽浙总督，才将夫人接过去。但随后平定捻军、安定回民、收复新疆，接二连三的战事，让左宗棠与家人聚少离多。
左宗棠任闽浙总督那几年，夫妻俩有过相互陪着一起慢慢变老的幸福时光。
周诒端是“闺中圣人”，年轻的时候，她对丈夫满意，对家庭知足，对生活安心，平时相夫教子，空余时写诗。但人一老，就不免考虑起后事。她终于问起左宗棠的工资来，这么多年来，左宗棠寄多少，她就收多少。现在住到一起，她想问明白，丈夫每个月到底收入有多少钱？
左宗棠告诉她一年有4万两白银，周诒端吃了一惊。好你个左老三，以前每月才给家里寄二十分之一，这么抠门。她说，我每月有你寄的那点钱，足够了，你还存了那么多钱，我看咱俩是不是考虑该给儿子和孙子们买点田产了？
左宗棠没有回答。周诒端见她不作声，又想起一事，说：咱家看门的何三，来了好多年了，他为人忠厚又老实，前几年老伴过世了，儿子也夭折了，晚年不好过啊，你看能不能按一个兵勇的标准补给他粮饷？一年也就四五十两银子，钱不多，他可以安生养命。
左宗棠这下没犹豫，张口答应了。
周诒端说：我还有个事情不放心，借机会顺便问一下，你每年那么多钱，都是怎么花掉的？不是我做妻子不放心，是实在难以理解呢。
左宗棠不好解释，就笑呵呵地说，反正我没有拿去吃喝嫖赌，不信你可以去打听、查访。
周诒端说，我不是要问你这些，我是问你钱都花到什么地方去了？
左宗棠有点尴尬地看着她，笑了笑，说：你不问我还忘了，我这人公私不分，我的年薪、养廉银，基本上都花到国事上去了。
周诒端不听解释还好，一听更加糊涂了：国家不是有拨款吗，再说你那点钱，放到口袋里是算多，放进国库里去，也太少了，能撑起什么事？
左宗棠说：主要解一些燃眉之急。当兵的有个三长两短，受冷了，挨饿了，家里有老人过世了，我能不想办法帮他们一把？到地方上办事，国家的拨款总会差一些，我不补上去就会耽误事，为了早点做事，我也不在乎这几千上万两银子。原来我在福州办了个船政局，推荐沈葆桢在掌管，这回经费又吃紧了，我自己带头捐了6万两。这些花钱的事，我本来都要与你商量的，但你在湖南，每次都来不及，所以我就自作主张了。再说，我挪用私款做公用，账本在胡雪岩那里，有据可查。
周诒端一听，十分意外。她读书不少，还没听过哪个朝代有当官的将自己的工资放进国家库房里的。就算自己满足湖南那个中产生活，可她还是不愿意看着子孙跟自己一样，应该更好点才对。这样一想，她心里有点气了，说：你将朝廷的钱和自己的合在一起，最好还是分清楚，将来万一查不清，你“挪用私款”被说成“挪用公款”，是是非非，真说不清了。
那就随别人去查，随别人去说好了。左宗棠知道妻子说的是气话，只好笑着说。
左宗棠当然不可能知道，在他之后，美国后来出了两位在职不拿薪水的“大公无私”总统：第31任总统赫伯特·胡佛和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他们比自己晚了半个多世纪，可也没有“私款公用”的记录。
不久，周诒端又提到给子孙买田置地的事。人老了，总想后事，事没办妥，心里就不踏实。左宗棠知道，必须得有一个交代了，他就拍着妻子的肩膀，说：诒端，咱们商量一下，我看最好不买了，你想想，子孙比我强，要田地干什么？子孙比我弱，他能守得住？
左宗棠内心更深一层的考虑，是看出自己的后代中，还没有像自己天分的人，那么就走常人之路。天才有天才的走法，从“身无半亩”起家，清楚家族怎么才能兴起。何况，从苦水中泡出来的人，希望自己经历过的，后人也经历一下。
左宗棠考察三个儿子，左孝宽、左孝勋“性质近厚”，左孝同“天分颇优”。他相信与其希望儿子中出一个有才干的人，还不如出一个道德敦厚的人（“子弟得一才人，不如得一长者。”），左宗棠盼子的最高目标，就是希望他们都成为“老实秀才”。他对下一代的担心确实很多，“聪明者怕其沾染名流习气，庸下者怕其沾染纨绔习气”。
左宗棠是这样安排自己的遗产的：他跟二儿子左孝宽交底（长子左孝威已去世），只拿出2万两养廉银作遗产，三个儿子，每人5千两；侄子左世延父亲死得早，欠了一屁股债，给1千两还债；再拿部分给自己买祭祀田地和墓地，剩下的捐给国家。
左宗棠清楚，子孙平安幸福，要靠自己开创。如果给得太多，像李鸿章那样，借由政府办企业的洋务运动，将国家的钱基本都赚进自己口袋，给儿子留下2000多万两，后人成了纨绔子弟。
当然，也不能给太少，自己当年买秀才要108两也拿不出，进京赶考还要倒插门得来路费。人穷志短，会错失机会。
5000两最合适，既不假唱道德高调，也不假装以廉出名，而是实实在在：既可以解决后人衣食之忧，又让儿子们无法“玩钱丧志”。到底是鱼是龙，是骡子是马，得靠自己。人可以拼自己，不能“拼爹”。
安排好了遗产，左宗棠也考虑自己身后名。
他很明确，自己要“一艺一伎之名”。
取得这个名的方法很简单，自己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事，取自己该得的实在名声。
左宗棠对待乡亲的态度，也很特别。从湘阴小地方干成了封疆大吏，乡亲们闻风而动，隔三岔五找上门来，要钱，求找工作。凡是借钱的，只要说明困难，他觉得可以借，当场就给了，数目不论大小。只要是托他帮助找工作，一律没门。他打发手下的人安排送回家。路费也不是一次给，在南京给一半，另一半要老乡去武汉领。这样就避免了老乡拿到钱后逗留，乱花光了回不去。路费一般在50两银子左右，回家还够花上一阵。人情与原则，都照顾到了。
左宗棠刚做浙江巡抚时，将8000两平余银捐掉，但又不鼓励别人学他，因为他考虑，其他官员生活未必像他一样节省，如果家庭开销大，则会入不敷出，而自己独自霸占一个清官的虚名，将其他官员都逼进了窘迫的境地。所以自己索取的和给予的都应该以人道与正义作为准绳，而又不能不近人情。（“应知取与皆当准之与义，而又不可不近人情也。”）
有一则小故事，能很清晰地传达出左宗棠不取道德、文章虚名的人生观。湘阴准备建一个义庄，以帮助那些鳏寡孤独的人，扩充备荒谷，在灾荒年自救，请左宗棠捐款。左宗棠当即委托李仲云代自己送过去了。跟儿子谈起，他不建议学自己。说：这是义举，我分内应该做的。局外人有的说我做作，也有人说我清廉，他们都不知道我的心啊。＇4＇
做自己“分内应该做的”，自己该做的绝不推脱，也决不要求别人都来学习自己，很朴素实在，不高调，真实、不遮掩。这就是着眼办事官员的风格。左宗棠以这个原则，来带兵打仗，为官一方。现在他也以这个标准，为自己求得实实在在的“一艺一伎之名”。
左宗棠自做官后对清廷充满了感激，他“以布衣直取卿相”，缘于朝廷格外厚恩。他通过拼命工作来回报朝廷，这也是他不断捐款、私款充公的一个原因；既不是愚忠，也不是盲从。在他的内心里，物与我，人与我，群与己，界限都分得清清楚楚，他对自己做“分内应该做的”的定位，有着鲜明的理想色彩，这个目标一点也不高，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现在，左宗棠任两江总督，朝廷奖赏的这种半做官半养老的安排，让左宗棠晚年终于有时间享受一段天伦之乐。他在柳庄拜亲访朋，再准备将家人从湘阴接到南京。
左宗棠与家人在一起，一般比较严肃。毕竟带兵打仗出身，加上性格刚直，不是慈父形象。但他有时候也开玩笑，开起来比一般人更好笑。去两江任总督前，在长沙司马桥住宅，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团聚，他吹嘘多年来打仗的事，比较起湖南人物来。
他说：湖南人做上两江总督，历史以来只有三个，陶澍、曾国藩和我，但他们两个没有我幸运。
家人纳闷，问为什么？左宗棠说：你想想看，陶澍一生没有拜相，曾国藩虽然封侯拜相了，但是他没有回湖南老家。家人听明白了，同时“哦”了一声，有点道理。
不过呢，我也有一点遗憾，我有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