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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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俄国与阿古柏签订条约：俄国承认“洪福汗国”，“洪福汗国”给予俄国控制区内贸易权。

阿古柏随即派遣阿吉托拉回访圣彼得堡，并访问奥斯曼帝国，身兼伊斯兰教领袖哈里发的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封阿古柏为“埃米尔”（意为“受命的人”，伊斯兰教国家对上层统治者、王公、军事长官的称号），并派遣军事教官去喀什噶尔，这样阿古柏在伊斯兰教法上就获得了合法地位。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笔致信阿古柏，拉拢关系。

1874年2月2日，“英阿条约”签订，除了“俄阿条约”内容，还规定双方互派大使。

新疆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因为阿古柏这个外来入侵政权迈出脱离中国的第一步，变得岌岌可危；如果再朝前迈出一步，就要被俄国与英国联合起来瓜分。

东南沿海与西北边陲同时遇此大难，清廷该怎么做？

在慈禧太后表态之前，要看左宗棠与李鸿章想怎么做。

李鸿章抢先发表了他对新疆问题的全面看法。

1874年12月10日，李鸿章写了一本长达九千字的《筹议海防折》。在这篇洋洋洒洒的文章中，李鸿章系统提出并论证了“放弃新疆、专务海防”的主张。

新疆本来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要抓紧时间送给别国呢？李鸿章说出自己的理由。

第一，新疆土地贫瘠，难以开发，如果不送给别国，这块百无一用的土地，不但不能帮中国赚钱，反而消耗掉国家大把的钱。李鸿章提笔这样表达：“而且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间始归版图。无论开辟之难，即无事时，岁需兵费三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卮漏，已为不值。”

第二，新疆邻居都是虎狼之国，强而且多，就算我们现在守得住，不代表我们将来也守得住。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根本没有力量去守得住了，早放弃早得利，为什么不早放弃？曾国藩早年也主张放弃新疆。“且其地北邻俄罗斯，西界土耳其、天方、波斯各国，南近英属之印度，外日强大，内日侵削，今昔异势，即勉力恢复，将来定不能守。而论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

在这两点论证基础上，最后他作了指导性的结论：现在中国应抓紧丢弃新疆领土，将派去新疆的兵，“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将这些撤、停省出来的钱，用到海防上去。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打比方来劝导朝廷：新疆呢，就像中国的手和脚，东南沿海呢，就像中国的心脏。手和脚被人砍掉了，有什么关系呢？照样可以活；心脏被刺中了，就有大麻烦了。李鸿章继续提笔给朝廷写道，“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复，则腹心之大患愈棘”。

李鸿章颠倒黑白，将卖国卖得这么有理，卖得这么名正言顺、苦口婆心、冠冕堂皇，实在叫人担心。

李鸿章论述没有摆事实，而只是论观点，继续在清王朝闭目塞听的路上越走越远。他没有去了解世界，不知道当时中国已经被动地卷入了世界争端中。翻开美国的历史，有一则故事，值得借鉴。

那是发生在李鸿章出生前一个世纪的事。

故事是关于美国当年买下了位于北美洲西北角的阿拉斯加（Alaska）的事。

阿拉斯加是西半球最大的半岛。北接北冰洋，西临白令海峡和白令海，南靠太平洋和阿拉斯加湾，东与加拿大育空地区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壤，面积150万平方公里，略小于新疆。

阿拉斯加本来属于俄国领土。1784年，俄国人在该地三圣湾建立居民点，宣布主权；1799年，俄国正式将阿拉斯加纳入版图。但俄国后来发现有点麻烦，阿拉斯加跟中国新疆一样，地势偏远，土地荒凉，难得管理。1867年，美国当时一位政治家，愿意花720万美元买走。俄国那位跟李鸿章想法差不多的外交官，头脑发热，拍板成交。俄国人拿到那笔巨款，以为狠赚了一把，暗自高兴。其实算下来，一亩地才卖几分钱。

俄国的外交官回去后受到朝廷表扬，一块垃圾土地被卖出宝贝价钱；美国的政治家买回后全民指责，720万怎么买了块有六个英国大的荒地？

就在李鸿章现在提出专注海防放弃塞防的时候，他不知道俄国已经品尝到了苦头。不说阿拉斯加成了美国挑战、侵略俄国的跳板，弄得俄国人每年额外支付军费来对付，早超出区区720万美元的数万倍，未来千年军费支出还看不到头，关键是，阿拉斯加被探明是美国资源最丰富的州，潜力抵得上六个英国。也就是说，六个英国加在一起，被俄国外交官卖了720万美元。如果英国可以拍卖，俄国外交官就有本事卖出120万美元的价钱。

那么，左宗棠又是怎么看的呢？

朝廷将李鸿章的上述意见，下发给左宗棠参考。

左宗棠还没看完，拿起来就丢了。

他自己早有主见。

左宗棠想不通李鸿章的逻辑：琉球地小，他建议扔掉；新疆地大，他力主放弃。

看到李鸿章的比方，左宗棠冷笑了一下：到底是自己砍断手和脚好，还是被一刀刺中自己的心脏好？你以为自砍手脚为最佳方案。怎么就不去想，还有既不自砍手脚，也不自刺心脏的选项呢？你还可以选择将刀锋对准侵略你的人的手脚与心脏嘛。

左宗棠冷静下来，并不急着反驳。

支持左宗棠塞防的恭亲王，对李鸿章就没有这么客气。他看完奏折，抓过桌上的大盖碗，狠狠地往地上一甩，哐当！从牙缝里蹦出三个字：李鸿章！

西北军情紧急，软弱不是办法，投降不是方法，自割自残是违法。唯一的出路，是面对周边大小国家的挑战，为捍卫主权，用拳头打出中国气魄。

帝国的外交与主权问题，“唯铁血可以购公理，唯武装可以企和平”。

朝廷内意见分歧如此之大，一场在道理上说服对手，在政见上扳倒对手的大较量，无法避免。

左宗棠有什么办法，争取朝廷来支持塞防？

海塞并防

站队伍，分派别，组团队，压服人，是中国官场政见斗争的传统，这次也不例外。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首，很快就凝聚了一班人。浙江巡抚杨昌浚、两江总督李宗羲、湖广总督李瀚章、福建巡抚王凯泰、江西巡抚刘坤一、督办台湾钦差大臣沈葆桢，成了这一派的支持者。

“塞防派”除了左宗棠，鼎力支持的有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漕运总督文彬。

“海防还是塞防”争论正不可开交，半路又杀出个“江防派”。他们更加保守，认为重点既不在海，也不在塞，而在长江、黄河。这派主张的人，有长江水师统领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安徽巡抚裕禄。

“江防派”的意见，像在建议头痛医头发，完全不靠谱，没有几个人相信。

但“海防派”既然有当时担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牵头，一旦面对左宗棠出面挑战，他们就展开了自己的拿手好戏，四处搞人际关系网络圈，组团来打击“塞防派”。

集权体制中，每一个政见成败背后，都事关官员的切身利益。利益面前，他们会奋起力争。

1875年1月，刚参加完同治皇帝的丧礼，李鸿章回到天津，马上规划“倒塞行动”。他的策略是党同伐异。“党同”的做法，是给河南巡抚钱鼎铭写信，发动他来打先锋。钱鼎铭根据李鸿章的安排，上奏折请将豫军撤回河南，让想西征的左宗棠削弱军队。“伐异”的方法，是将支持左宗棠的江西巡抚刘秉璋一手拉、一手打。打的方法是骂，说他“坐在屋内说瞎话”。通过骂将他拉成“海防派”。刘秉璋是李鸿章的老部下，碍于情面，不好再支持左宗棠。

通过李鸿章不遗余力的鼓动，中国的官方与民间，几乎同时形成一种舆论氛围：放弃新疆是爱国行为，收复新疆是卖国举动。

在站队的政治压力与官僚的利益诱惑支配下，不少大员成了李鸿章的信徒。在“海防派”的成员里，沈葆桢的名字列入，让左宗棠格外受刺激。

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得意女婿。在左宗棠办理洋务运动时，曾重点培养过他，举荐他做了福州船政大臣。

如今大权已经在握的左宗棠，始终不忘柳庄时与林则徐的湘江夜谈。林则徐对塞防认识最深，左宗棠想，这些沈葆桢应该知道。毕竟，林则徐临终前事业托孤，就是将收复新疆的历史担子，一把压到左宗棠肩上了。这些都是“心忧天下”的大事，是国家与民族利益，而不是左宗棠个人私家事情，沈葆桢也应该想得到。

左宗棠心里气啊。收复新疆这副担子，没有交给你沈葆桢，已经愧对祖宗了。

左宗棠猜测沈葆桢是出于官僚利益、人情考虑，违心地背叛了林则徐，也背叛了自己。

左宗棠一生从不背后议论人，但他会当面骂人。以他刚直的性格，自然骂得一点不留情面。他拿着沈葆桢的折子，当着幕僚与部下的面，骂沈葆桢是卖国贼，是林文忠公家的败类，连丧权辱国的李鸿章都看不清。又说林则徐当年被沈葆桢这个大骗子欺骗了，错将女儿嫁给了他。又说曾国藩当年瞎了眼，还保举推荐沈葆桢。

骂着骂着，他放声大哭起来，说自己也是天下第一无用的人，眼看着林文忠公守住的伊犁，被俄国人占领了，自己竟不能收回来。

在场的人听着，有人愤慨，有人惭愧，有人跟着他一起哭了起来，场面悲切，促人泪下。

这恐怕是左宗棠一生中唯一一次因朋友背叛而大哭。

当年在湘阴旱涝灾害相继袭来，全家几乎遭遇灭顶之灾，他也没有哭过。

左宗棠势力单薄，有心保疆，无力争权。他此时最大的痛苦，是不能自己做主。

还能怎么办呢？哭不是办法。他只能通过事实论述，用耐心说服的方法，抛出自己一颗心，争取朝廷的支持，实现收复新疆的大愿。

左宗棠冷静下来，深思熟虑，给朝廷写了一个“为什么要、又为什么能”收复新疆的奏折。

他抓住重点，从反面论证，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