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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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样许许多多人的帮助，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共产党不应该忘记他们。”
共产党忘记他们了吗？
专案组来到上海后，在上海市公安局得到这样一个消息，说1933年，彭丰根曾与另外两个中国人一起向驻南京日本武官佐藤幸造出卖过情报。再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海军情报部曾设在福民医院内，并在医院设有无线电台。
据此，专案组推定，彭丰根和顿宫宽是日本特务，福民医院是日本特务机关。而张爱萍能够在福民医院治伤，必是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和前面的假党员联系，编织出一个离奇的故事：“张在大革命失败后，在四川混入党内，然后假借党组织的名义，蒙蔽了上海地下党，打入了红14军，完成破坏活动后，拿枪自残，打断左臂，借此潜回上海，在日本人的医院养好伤后，又被派往中央苏区……其反革命的勾当，一直延续至今。”
在审问父亲时，这个专案办副主任说，你就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的敌奸细王连举为取得信任，举枪自残。
父亲在关押期间藏在衣袖里夹带回的条子中，有一张就写道：“他们非要我承认是王连举。王连举是谁？莫名其妙！”
就这样审干吗？
但专案组的各级领导人们，还是认可了这个连普通人都嗤之以鼻的推断。
现存的1968年1月4日、6日的电话记录上，记载了当时担任张爱萍专案组组长的那个总部领导人的话：“对张爱萍的问题应该明确是个特务问题”；“追特务问题要从张见彭入手，怎么样与彭认识，治愈后又怎样出院的。”对“张爱萍的审讯要一下能突进去”，使他“跑不了”，要“连续作战，不让他喘息”。
1968年1月8日至1月22日，连续进行了15次突击审讯。专案组采用拖长审讯时间、罚站、连续突审等办法。父亲回忆，这个专案办的副主任说：“你知道保卫部长是干什么的吗？我这个保卫部长就是专抓特务的！”
但审讯未果。
1968年2月，他们转向从彭丰根突破。在此之前，专案组在上海公安局预审处干部闵、胡以及南京军区保卫部干部李的协同下，已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对彭丰根进行了20次审讯，逼迫彭丰根供认“张爱萍加入了日本特务组织”，但彭丰根始终否认，而且申明自己“掩护了张爱萍，是为共产党做了一件好事”。
又是这个副主任，他到上海后，改变了策略，抓了彭的女儿彭子都、儿子彭播谷。他先给姐弟俩看了张爱萍被批斗时的特大照片，说：“张爱萍是大地主出身，是没有入党的假党员，而且是日本特务。”“张爱萍参加日本特务组织还是你们的父亲彭丰根介绍的，张爱萍都已经承认了。”接着，又给他们看所谓“张爱萍的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然后说：“只要你们父亲承认这一点，我们可以马上放他回家。”
彭子都姐弟二人探监后，他们立即提审彭丰根。审问之前，同样先给彭丰根看张爱萍被批斗的照片和所谓认罪书中的一两句话，并说“张爱萍已经交代了问题”。但彭丰根仍坚持说他“不知道张爱萍加入日本特务组织的事”；“我是营救过张爱萍的，其他情况我不清楚。”还说：“前次首长找我谈话后，我想来想去，没有的事，不能去害人家啊！”随即遭到专案组呵斥：“头脑太顽固”、“不要自讨苦吃！”“摆在你面前的两条路很清楚”等等。在威逼下，最后，彭只好按照这个专案办副主任的授意写了供词：
“把张爱萍介绍到了日本特务机关——福民医院，见了特务头子顿宫宽。顿宫宽亲自给张爱萍做了手术。在住院期间，顿宫宽又布置了日本警察、便衣搜查、逮捕，对张爱萍进行口供、签名，警察又找我询问张爱萍等威胁利诱的手段，把张爱萍圈入了特务机关。（手印）”
专案组如获至宝，这位兼任专案组组长的总部领导人也欣喜若狂，当即表示可以定案。1968年3月5日他们向总参党委和中央专案第二办公室写出报告：“张爱萍的日本特务分子问题基本可以定案。”
但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这个结论疑点重重：
一、在所有档案材料中，无法找到彭、顿加入特务组织的确凿证据，也无法证明福民医院就是日本的特务机关。退一步讲，即使上述一切属实，也是1933年及1937年发生的事，而张爱萍是1930年在此疗伤的。何以在其本人都未加入特务组织前，就能吸收其他的人加入这个组织呢？
二、彭丰根的供词上，只是说顿宫宽是特务，顿把张爱萍拉入特务组织，但他拒不承认自己是特务，他也从未参加过特务活动。这就怪了，一个不是特务也没有参加过特务活动的人，根据什么能指证特务组织内部的活动呢？大前提不存在嘛！
彭丰根，你这个老狐狸，敢耍我们！
于是下一个阴谋出现了。
专案组向上海市公安局提出要求，将所谓彭丰根1933年出卖情报的事提前到1930年。他们对负责此项工作的人说：“从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上看，这样做也是有过先例的。”上海市公安局，毕竟要老到得多，他们可不像这些不可一世的军人们那样得志便猖狂，何况又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去给你冒这个险？将来哪一天翻过来，居然搞一个中央委员、开国上将的假证据，掉脑袋都是轻的。但这些人也得罪不起，他们是拿着总部首长给张春桥的信来办案的（据专案组人员后来交代，说张春桥曾有过指示，但我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于是便含混地表示，我们再把彭的案子搞扎实些，以取证为由，实际是给拖下来了。
命不该绝。19天后，总部那个负责人突然被逮捕。据说，去现场逮捕他的就是和他一起签名上报对我父亲关押审查的吴法宪和那个专案组组长。真是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乱套了，重新洗牌，又是一轮大换班，原先的专案办公室的两个正、副主任于两个月后被逐出专案组。
新接任者，又去了上海，鉴于彭丰根和顿宫宽是1933年和1937年才涉嫌的，在后来的专案报告中就没有再看到有关日本特务的提法了。
“文革”结束后，查证彭丰根是上海地下党外围组织“互济会”成员，他的大儿子是革命烈士。在狱中，彭多次翻案，拒不承认自己写过诬告材料，最终死在狱中。那张有手印的纸究竟是哪来的，人一死，就成了无头案。后来彭平反，已经复职的父亲，在补办的彭丰根的追悼会上，写下了杜甫的两句诗：“挺身艰难际，张目视寇仇。”
罪行之三，通敌。
牵连此案的，有总政治部主任谭政、副主任傅钟、甘泗淇、肖华；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书记处书记彭真；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鼎丞；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以及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办主任杨尚昆。
这是件什么了不起的惊天大案呢？
华东海军原有个反谍报小组，我们权且称它反间组，其主要成员是上海市委书记潘汉年和公安局长扬帆介绍过海军来的，也是经我父亲同意并报华东局批准的。“高饶事件”发生后，1955年4月潘、扬被逮捕，对“特勤”人员的利用问题就成了其罪行之一。这本是个工作问题，但由于直接领导人错误性质的敌我矛盾化，下面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就被以反革命通敌罪关押收审了。这件事报到彭老总那里，他说，真是胡说八道！他询问我父亲时，父亲极为震怒，拍着彭老总的办公桌说，老子要通敌，还要等到革命胜利吗？后来经总政审查，由彭德怀、邓小平、彭真、张鼎丞共同签署了不再追查的结论性文件备案。两年后，小组成员无罪开释。“文革”中，这些领导同志陆续成为反党的阶级异己分子，此事重新被挖掘出来，没完没了的又追查个够。滑稽的是，最初办此案的罗瑞卿竟也被牵扯进来，他不再是审判者了，反成了包庇通敌的罪魁祸首和后台。下面的同志就更惨了，再次锒铛入狱，一关就是几年。
专案组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兴趣如此之大？我没有证据，不好说，只能是揣测。历史从来是为现实政治服务的，当初搞，是为了整饶漱石，后来又挂上了潘、扬。“文革”重翻，为的是牵连出一大帮当时参与定案的高层人物，有些像61个叛徒集团那样，一网打尽反对派。这件事说难也难，这么些人都打成通敌或包庇通敌？而且是上过书记处和军委例会的。要说容易也容易，毕竟这些人不是死了就是倒了。这件惊天大案实在是太有诱惑力了，如果能把它翻过来，搞成它，不仅是对张爱萍了，也可以将众多的大人物置于死地，那对无产阶级司令部该是多大的一份献礼啊！
怎么入手呢？
早在我父亲还没有被关押前，1967年4月26日，总参‘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曾秘密指使：“还要查他在华东海军任司令时把我军机密泄露给敌人的罪行。”但当具体办事人员翻开早已由中央做出的决议后，他们却步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江青。这个女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可不得了，号称旗手，她叫谁完蛋，还不是一句话。陶铸、谭震林……都是例子。利用她！如果旗手能有个批示什么的，不怕撬不开这个硬壳。
1967年6月7日这一天，在中央二办的四人联名给江青写了封信：
江青同志并小组同志：反间组是张爱萍一手搞起来的……该组在张的直接控制下给了敌人大量情报……张对审查该组极为不满……
同时提出，过去没有并案审查，没有追究责任，究竟是谁包庇了他？
报告中一一列举了上面提到的所谓包庇人的名字。
这封信又是通过总部那个负责人转呈的，他写道：“即呈报江青并复制叶群同志。（签名）”
从保存的原始件上看，江青在这封信上，用粗黑铅笔圈阅，并在一些名字下画了粗线，有邓小平、彭真、黄克诚、张鼎丞、彭德怀、罗瑞卿、杨尚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