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8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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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弟从东北插队的边远山村里来信了，他写道，《基度山恩仇记》里有这样一句话：“当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全部秘密揭示给我们之前，人类的一切智慧只包含在这四个字里：‘等待’与‘希望’。”
留着我这样的人，终究是个麻烦。一年后，在坦克团指导员和两个战士的护送下，我踏上了回家的路。
望着窗外飞驶而去的南国风光，回想4年前父亲在原子弹试验的戈壁滩上给我写下的话：“到处青山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热泪盈眶。
真像是一场梦啊。
一个背包，一个挎包，和当年离家的时候一样。
当我猛地出现在妈妈面前时，她先是一愣，随即泪如雨下。我紧紧地抱住她，很久她才说出话来：“怎么这么瘦啊？”
“爸爸，他在哪？”
妈妈打开抽屉，摸索了一会儿，打开了一个手帕包。啊！那是一块劳莱克斯表。我当然认识！这是父亲的！它光彩夺目，名贵、脱俗，是表中之王！
妈妈告诉我，爸爸在被抓走前的一些时候，有一天又被拉出去批斗，他走出家门又折回来，把手腕上的这块表褪下来说：“留给阿胜吧。”
啊，父亲，我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不知道我们一家人将各自流落何方。但我相信，总有一天，在茫茫人海中，我们父子会凭着这块珍稀的信物得以相认。
……
哥哥也被抓走了。
他是哈军工66届毕业生，同学们把他的行李物品带回来了。事情起因于他在无意中看了一张传单，是刘顺元（注：曾任江苏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的女儿刘小林拿给他的。一个自称是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发出了《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书》，它向全党紧急呼吁：
中国共产党在危机中！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野心家、阴谋家，为了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正在利用毛泽东个人的独裁专制和帝王欲望，假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疯狂迫害大批忠实于党的干部。全体共产党员们，为保卫党，为维护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捍卫人民政权，行动起来，和他们进行殊死的斗争！落款为“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
天底下还会有这样的事？他们讲出了我想不明白也不敢去想的那些话。
刘亚楼的儿子刘煜奋继而告诉我，中央文革查得很紧。这份传单在哈军工流传很广，黑龙江省革委会主任潘复生无奈中想出一阴招，从看过传单的学员中，挑几个家里有问题的，先抓起来交了账再说。刘小林第一个被抓，她父亲刘顺元，曾被点过名，说他是个老右派，不抓她抓谁？再一个是贺平，贺彪的儿子，老子也倒了，他后来成了邓家的女婿，和毛毛结了婚，先抓了再说；再一个宫著铭，上中学时是我们班的高材生，我的好友，他父亲宫乃泉，新四军的卫生部长，1957年被定为右派，这次当然跑不了。再一个就是我哥，反正张爱萍倒了，抓他白抓。
我们终于要离开这个住了十几年的家了。这个地方要腾出给新调军委工作的在青海支左立了功的刘贤权住；刘倒台后又给了体委的于步血；于倒台，又搬了出去。小院里桃花未谢，正是应了那句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搬家不难，家都抄了几次，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家具又全都是公家的，不让搬。只是舍不得那点煤球，要烧炉子啊，我和弟弟借了辆板车，干了一晚上。那时真年轻啊。
服务处派了辆车、几个职工，拉来了几件旧家具。跟随了父亲20年的司机老安特地跑来，张罗着叫他们顺带着搭把手。他对我说，总得表示一下啊。我没听懂。他说：“买上几瓶啤酒，大饼和熟肉，请大家撮一顿啊！”又说：“长这么大的个子，怎么什么都不懂呢？”我恍然领悟，推上自行车就走，临出门，他还叮嘱了一句：“别忘了带条烟！”
老安热心地带我们张罗着，我和妈妈、弟弟在另一间屋里默默地等待着他们吃完。临走，他们相互商量着说，这些破家具还拉回去干什么，干脆都给他们算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应酬。
“文革”让我这个官宦人家的子弟，从世界革命的热情中慢慢地沉寂下来，沉寂到了世俗的平民社会。“文革”使我终身受益，学会了在逆境中生存。
后来我被安排到了工厂。我的身份是“可教子女”，这是“文革”时期的一个专用名词，它的全称应当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针对家庭出身不好的，如地主、资本家、右派、走资派的孩子们提出的一项政策。厂里还是挺同情我的，鉴于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因此还担任了“可教子女”学习班的班长。我们上午检查批判自己，下午在工地劳动改造，劳逸结合。同班的一些资本家、地主的孩子对我说，你是幸运的，你爸终有解放的一天，可我们呢？永远没有希望。难道真的就有天生的贱民吗？看着这些和我一样戴着红领巾长大的青年工友们，他们的话，对我不知是安慰还是刺痛。
“文革”结束，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12月17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对原工商业者的若干具体政策的规定》，摘掉了扣在资本家和他们的子女头上的帽子。这些当然是后话了。
转瞬间，1970年的春节要到了。北京阴霾的天空飘飘洒洒地降下瑞雪，父亲被关押已经整整三个年头了。他在哪儿呢？他还活在这个世上吗？前不久有传他狱中肝病发作死了，我们不信，但又怕信，这么多年了，连一点音信都没有，为什么单单是传说他因肝病而亡呢？他在60年代初的确是被怀疑过有肝炎，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死，已经不是罕见的事情了。比较熟知的人中，刘少奇死了，贺老总死了，许光达大将死了，薄熙来的妈妈死了，陶勇夫妇都死了，刘小弟的父亲刘彬（注：刘彬，冶金部副部长，张闻天的夫人刘英的弟弟）也死了……
这一天，来了一群着国防绿的军人，他们交过来一包衣服。是父亲的！他在哪儿？为什么带回这些？来的一大群人都像泥塑似的沉默，只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签字！”他们拿了收据转身齐刷刷地走了。
这是一包发霉腐烂的脏衣服，汗衫已经变黑，千疮百孔。妈妈含泪整理着，我们尽量找好话来安慰她。在一件大衣袖口的破缝里，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小小的纸卷，是爸爸带出来的，再找，又翻出来一些，总共有20来卷吧，都是写在报纸的白边上的，大小不一，我们一幅幅地拼起来，慢慢看懂了里面的意思，这是一篇《绝命书》。我把他抄录下来，作为历史的见证。全文如下：
我现在被关在我也说不清是什么地方的一间黑屋子里。看管得很严。现在是冒着危险给你们写信，还不知能不能送到你们手中。不管能不能我都要写。
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入党问题和特务问题。他们说达县党是1930年建立的。我的入党介绍人张、戴也是1930年入党的。因此，我1928年由张、戴介绍入党是假的。他们说，调查我提供的证人有几个不是党员（这就怪了！不知他们什么时候退党的），他们都不承认与我发生过党的关系，也没有介绍我参加红14军和到中央苏区去。其他的证人找不到。究竟怎么回事，我也弄不清楚——他们怀疑我是国民党或特务组织设法让我混入党内、军内的。
我从未梦到我的历史上还会有这样蹊跷离奇的情节。真叫人哭笑不得。
我甘愿承受没有正式入党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罪过，愿接受任何处分。但我无法承认参加了特务或其他反革命组织。也不是怀有破坏党和革命的反革命目的而冒充党员混入党内的。
他们说，我受伤住进上海医院后，院长（日本特务）把我拉入了特务组织，或者让我承担了特务交给的任务，然后才送我到中央苏区的。
我反复回忆，在医院及以后，从未同日本人交谈过，更未参加什么组织接受什么任务。我无法承认。我说他们的说法是推论，没有事实，没有证据。他们说我不老实，不坦白交待，抗拒到底。
２０天爬在床上写了２５０００多字的申诉（交代）。错的承认，罪责承担，不对的正面说清情况及道理。不知能不能起到点作用？也许还要拉出去斗争，还不知是怎样个结局？！
要实事求是，我是不应该被监禁的。我不是特务，没有反党、反革命的思想言论和行动，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当然，工作中的错误是有的，并且有的很严重。但总不应该关起来吧。我几次要求上级来人给我谈话，就是没有人来。只是专案组的以群众名义来审、来定，态度粗暴、蛮横。
如不承认（我又无法承认）是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就是抗拒到底死不悔改。很可能要判无期徒刑或死刑。
如能经陈总转告总理，在做决定之前，中央派人来听我的申诉，或许还有效，或许还有救。我知道这很难，也不知道陈总、总理现在怎么样了！
冤情难诉，证人不予证明，无可奈何，只好听天由命了！看来问题得不到解决了。悲惨的命运，只好背到无期徒刑或死刑去了。我也不怨。只是女儿的那句话“爸爸，我们还有出头的日子吗？”常在耳边回响。泪水不禁滚滚而出。苦了、累了你们一生！
你们应该在忠于毛主席、毛泽东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奋发向上，挣个出头的日子。不要管我的死活。孩子们要把妈妈照顾好。我对她愧痛最深！你们大的要关心小的，帮助小的成长。我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