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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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1952年依据苏军模式编制上存在的问题，父亲提出了我军陆军师编制的新方案。他认为，考虑到我军还不具备在沿海地带全部歼灭入侵之敌的力量，因此，不仅要组建适应沿海地区作战的守备师，还需要编制在纵深适应山地作战的野战师；同时，南北战场应有区别，区分为重装步兵师和轻装步兵师，以适应平原地和山岳丛林作战。在处理平战关系上，由于技术保障条件有限，考虑到平时管理、训练的效率，坦克、重型火炮、雷达、舟桥、工程机械、大功率电台等技术性强、保障困难的兵种装备，单独组成师团，隶属军或战区管理，平时通过演习合练相互熟悉，战时加强给作战师。解决平时管理和战时使用的矛盾。
鉴于现代条件下作战对火力的依赖，在现有装备的基础上，步兵班不再编制轻机枪，集中到排编制机枪班；排不再编制迫击炮和火箭筒，改为连组建炮兵排；营编制炮兵连和重机枪连。以便各级指挥员掌握火力和集中使用火力。
……
这是一个推行新政的年代。
实现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是一种改革，它不仅是物质和制度上的变化，也是一种内在机制的变化。它将不可避免地冲击我军固有的传统，只不过在当时，它不是突变的，而是渐进的。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这篇著名的文章中写道：“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为什么呢？毛泽东说，因为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在为他人卖命，而是为自己打仗。毛泽东为之感慨：“红军至今没有什么正规的薪饷制，只发粮食、油盐柴菜钱和少数的零用钱……这样冷了，许多士兵还是穿两层单衣。好在苦惯了。而且什么人都是一样苦，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分钱的伙食……”
毛泽东问到，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靠的是什么？他回答说：“靠的是民主主义，军队内部的民主主义，就是官兵平等、士兵有说话的自由、废除了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士兵自己管理伙食，从菜钱中节余一点，名曰‘伙食尾子’，每人能得六七十文。”
简单而质朴，但管用！
毛泽东又说：对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简直是两个世界。虽然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
这就是革命战争年代我军的建军宗旨。
我们怀念那个时期，因为我们从那里走来，走向了胜利。但我们能永远这样吗？彭德怀有他自己的说法。
他指出了供给制所产生的若干弊端：不是按需要，而是按标准，需要不需要，照样供给；供给标准难以照顾到现实中的特殊情况，形成供给上的不合理和不公平；不是按劳取酬，而是一律供给，因而产生供给上的平均主义，难以鼓励上进；由于供给制的关系，不能不规定按军职来限制结婚等等。
他分析，当我军还不可能从国库中来领取军费，而要靠自己打土豪筹粮筹款，靠自己动手生产，或只靠农民交公粮来维持军费的时候，实行薪金制当然是不可能的。
他指出：“可是，现在的情形已经不同了。如果现在不实行薪金制，则数十万以军事工作为职业的军人，将不可能以自己的薪金来赡养其家庭。”他又说，这只是对于职业军人，也就是对于军官来说的；至于士兵，当兵是一种义务，且只限于很短的期间，对于士兵，还是实行供给制，除保证其一定标准的伙食、服装外，另发一些最必需的零用费。
改革的萌芽产生了，不要以为对商品的认识只是我们后人的智慧。我们不谈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会怎样，单就军队建设来说，面临着生产方式和经济基础的冲击，我们过去战胜敌人的看家法宝，似乎受到了挑战，不再好用了。
但，什么才管用呢？
父亲入主总参军事行政领域时，彭德怀的新政已经铺开了。官兵佩戴了军衔，干部住进了家属院。部队的营房都修成大通间，以营为单位集中，一个连住一间。周末，排以上军官可以回家，部队交由司务长代管。战士一律剃光头，戴船形帽，大家叫它牛逼帽……
参谋长向来是部队的大管家。对全军来说也是这样，只不过，是在总参谋长领导下，副总参谋长分工负责罢了。父亲调任总参，并负责军事行政工作，部队的日常生活的吃喝拉撒、鸡毛蒜皮的事都归口到他这里。这倒挺适合他的特点，精力旺盛、事无巨细，又不怕得罪人，而且对分工的利弊得失又不是很计较。彭德怀和粟裕真聪明。用我父亲自己的话说：“分配我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在乎做什么，只是干了，就要干好。我大量的时间是下到部队去，看看这些新的政策和规定究竟有什么问题没有，及时拿上来讨论修改，尽快制订符合部队实际的新的规则。”他又说：“中国太大了，哪里可能一个规定，东南西北什么都管的呢？但军队又必须高度统一，所以，就要到部队中去，发现问题。问题不能积压。”“我去，从不给下面打招呼，这样才能真正看到问题。”
我们那时称军人，都要冠以革命两字。现在还是不是，离开军队久远，我不知道了。但革命军人也是人，是人，就有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就要生儿育女。战争、和平、现实、传统，交织在一起。
各项规定陆续出台。步兵团团部在乡镇，后来叫公社。陆军师师部靠近小城市或县城，野战军军部靠近中等城市。进城了！老婆们可以找到工作了，孩子们可以上学了，这对刚刚从战火中走过来的革命军人来说，真是个天大的享受。
不久，部队营区也发生了变化。学苏联时，一到节假日，军官们都回家了，部队就交给司务长管了，这像话吗？连长、指导员和部队必须住在一起，于是又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以连为伙食单位，一个排在一起居住。营部单独设立，团里设有家属区。老营长、老教导员家属可以随军了，但记住，只有周末才能团聚。不过，团级干部可以每天回家，终于能享受老婆做的饭菜了……
都不愿意戴牛逼帽怎么办？那玩意是不好看，洋鬼子的脸型是长的，亚洲人是圆的，扣上个牛逼帽，也太滑稽了。父亲回忆说：“什么都好办，就是帽子最难办！打仗要戴钢盔，帽子往哪儿塞啊？尤其是大檐帽，所以，军帽一定要是软质地的。”还是换成传统的解放帽吧，但衣服又配不上了，干脆连苏式套头的军装也换掉。“军装是按苏联样式，我也不赞成，它那个套头式不行，受了伤脱不下来。后来搞了两年，还是按我的办法改过来了。”新式军装的推行，从此给服装领域带来了个新的板式——解放式。这种中山装的改良型服式，在“文革”中曾盛行一时。“不过战士军装没有下面的口袋，给水壶、手榴弹袋让出位置。我建议采取美式的软肩章，大家也都不同意。”进入和平时期的中国军队，一步一步地在调整自己。
父亲抓正规化有他自己的原则和做法，他说：“正规化要讲，管理部队要严格，但我们不能搞国民党、日本人的那一套对待士兵，我们是人民军队。”学习苏军时，强化部队上下级的等级意识，强调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父亲说：“下级见到上级要敬礼不错，但也要强调上级必须还礼，而且要主动握手。”他补充说：“对我军来说，礼节，更多的是官兵之间友爱的表示。”
“强调拥军不错，但还有爱民呢！地方政府和老百姓优待军人，军人呢？没有特殊情况的时候，要和群众一样。而且特别强调军人要谦让，在公共场所要有礼貌，要让座，要守规矩，还要讲卫生！不能过于强调军队的特殊性，我们是文明之师，要给全国人民起表率作用。”用现在的流行语说，就是“形象大使”。
形象重要，但不能偏废内容。父亲说：“军人上街买菜、抱小孩，这不是什么坏事，不应该阻止。”
“纠察人员对被纠察人员，一定要先行敬礼，这是同志间平等尊重的表示，即使这个同志犯了规矩。我自己也常出去检查，对士兵也是先敬礼。李平现在还在干这件事。”
李平，我很熟悉。他曾任总参军务部副部长，上世纪80年代退休后，痛感军风日下，于是每天早上站在旃檀寺北门，亲自纠察进出国防部大院的军人们的军容仪表。他已经不能穿军装了，一个老百姓居然敢拦阻军人，甚至还要登记违纪人的名字，熟悉李部长的人也就算了，老首长嘛，顶多绕道就是了，但许多新来者就不干了，口角难免发生。杨得志总长听说后，大怒，说，是我请他来纠察你们的。父亲讲的就是这件事。
父亲的秘书丁慎勉回忆。我随首长到图们江的边防哨所，那里的战士们穿的是布棉鞋，雪地巡逻时很容易被打湿，冻伤很多。首长要大家把鞋都脱下来，他一个个看。一个战士的大脚趾被冻掉了，首长问你叫什么名字，回答是朴顺义。首长站起来说，我这里向你赔礼了，是我们领导机关的工作没有做好。回北京后经和总后协调，一律配发了靴子。5个月后的一天，天下大雪，首长突然叫住我，去，问一下朴顺义的靴子解决了没有？谁是朴顺义？我有些发蒙。首长说：“你可真是不受其苦，不入其心啊！”50年后的今天，丁慎勉说：“朴顺义，这个名字，我永远不会忘。”
军委迟浩田副主席也和我讲过，上世纪50年代，他在华东，是团政治处副主任。上面说，爱萍首长要来检查工作。我们怎么等也等不来，后来才知道他早去了下面连队。当我们几个团领导赶到时，他和战士们正聊得欢呢。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