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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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和军委的一些领导人总会想到父亲，要他出山，要他主持，委以他重任，不是没有道理的。
父亲在皖东北创建的这支部队，挺进苏北后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3支队。皖南事变爆发，重建新四军，这支部队又改为新四军三师九旅。父亲是它的第一任旅长。
与九旅接触过的人对九旅有着不同的评价。
当年曾在九旅工作过的，后来成为南京艺术学院院长的丛翰民说过这样一段话：“老九不能走”是讲杨子荣的，后来用来形容知识分子的重要性。可是在抗战时，在我们苏鲁豫皖一带，这话是老百姓讲张爱萍领导的新四军九旅的。我们转移时，老百姓就讲：“老九不能走”；怀念时也是说：“老九不能走”；连敌人都知道“老九不能走”这句话。
陈毅军长是这样赞扬九旅的：“我军攻洋河，残敌踞房屋抵抗，我以洋油火攻，敌无一逃脱。我军在洋河镇收集火攻材料时照价给钱。洋河镇伪军给罗圩伪军信称，洋河一战，人心大变。新四军不仅以力服人，且能于作战混乱之际表现其严密之纪律。如此服人以德，谁不钦佩？”这里指的就是九旅。
当时的华中局书记刘少奇在检查九旅工作后，临别时很有感触地说：“我见到的部队，最艰苦的是你们这支部队，吃饭是吃派饭，6月穿棉衣，12月穿单衣，宁肯饿肚子，也不肯去拿老百姓的东西。”他后来在华中局扩大会议上说：“九旅是华中抗战后新成立部队中之成绩较优者，他已成为正规化的党军之一部，并创作了一些优良的作风。他在开辟皖东北和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和战斗中，有相当大的成绩。”（注：1942年2月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刘少奇的报告）
刘少奇之所以这样评价九旅，父亲有过一段回忆。
1940年5月间，刘少奇来皖东北检查工作。鬼子得获情报，立即进行扫荡，国民党顽军王光夏乘机夹攻，形势有些麻烦，作为指挥员必须立即赶往前方。父亲回忆说：“临走前，考虑到上级领导和机关的同志们好不容易来一趟，自己又不能亲自招呼，总得搞些吃的才好。当时真是困难，那个地方本身就很穷，都是吃大麦子，地瓜干。我叫张震球到士绅家里筹了些大米白面，给他们留下来。王光夏不经打，一仗就把他赶出三支头。战斗一结束，我就往回赶，夜里到的。本以为少奇同志休息了，但看他房里的灯还点着，就向他汇报情况。谈着谈着肚子就叫起来了，因为部队没有筹到粮食，中午开不了饭，晚上也没有吃。夜深了，饿得有些受不了，就找了个谈话的间隙，出来跟刘彬（注：少奇同志的秘书，后为冶金部副部长，“文革”期间死于批斗）说，能不能给搞点吃的？少奇同志听见了就问怎么饭都没吃？我说没有找到什么可吃的东西，我来时，部队还没有筹到粮食。我无意中讲出了部队和根据地的处境。少奇同志很难受，一定坚持要把给他的粮食拿出来给部队。”父亲的这段回忆，本意是要反映刘少奇同志作为一个党的领导人，在战争年代与部队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但也恰恰道出了九旅创建时期的艰难日子。
我翻看过九旅这次战斗的总结：“……打顽王光夏战斗十三天，营长都打赤脚，也没有饱饭吃，只吃一些大小秫子稀饭，还能坚持战斗。”（1942年张爱萍《关于九旅的工作报告》）
彭雪枫说：“在邳睢铜，25团、26团曾经有两个月没有解过子弹袋，不要说是脱衣服睡觉了。九旅独立营，夹着津浦路，几乎没有一天不在战斗。所以边区的邳睢铜和宿东可谓最艰苦了！”
曾任九旅的政治委员韦国清说到九旅时，感触颇深：“那时穿衣靠打汉奸，吃饭靠地方，鞋子有的穿草鞋，有的打赤脚。……艰苦啊！”
我父亲要潇洒得多，谈到九旅，总爱说，那是个被蚊子会餐的年代。
父亲有个特点，就是不怕蚊子叮。有一年夏天我们陪他去北戴河休假，海边蚊子多极了，晚上散步，就绕着你转，一边走一边轰。可父亲不在乎，拄着根手杖照走不误。我们都说他，你不怕蚊子叮啊？他说，蚊子不叮我。这就怪了？这不蚊子明明在他脖子上嘛！啪的一巴掌打下去，尽是血。我说，你真够木的。是吗？他很奇怪。看来，不是蚊子不叮他，而是他不怕叮，叮了也不起包，整个一个没反应！按医学的观点说，大概是身体里产生了抗体。他说在九旅时，“洪泽湖的蚊子真是多得很，我们都是给蚊子会过餐的。哪里有蚊帐？只好用艾条熏，熏的呛得受不了，只好用毯子包起来，又热得不行，干脆敞开了让它去咬，咬得实在受不了了，只好跑来跑去，这样马马虎虎一个夏天就过去了。”（注：1962年9月1日，在九旅成立22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见《步兵第师军史》）
路西反顽失败后，九旅由新四军3师划归到4师的建制，不幸的是彭雪枫牺牲了，父亲回来接替彭任师长，不久，父亲也负伤离开了华中战场。两个铁腕人物相继离去，这不能不说是九旅的悲哀。九旅在解放战争中归华野2纵，后期改编为21军63师。战绩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一个部队要发展，靠的是上面重视，而要受到重视，靠的又是自己干出成绩。后来几次大裁军，63师成了乙种师，再裁，成了守备师，再裁，干脆从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划出去了，变成武装警察了。父亲在军委工作时，我和他说起，他说：“不要争这些，这不是我们个人该考虑的。”
和平年代，内卫治安、救灾抢险、边防缉私、剿灭歹徒，反倒成了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没有了战争，但武警、公安系统英雄辈出。和父亲的经历一样，我相信，九旅的辉煌，最终还是把握在九旅同志自己的手中。
7 不以成败论英雄
就在父亲只身进入皖东北后，当时接任中原局书记的刘少奇，在1939年12月的中原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了他新的战略主张：新四军的发展方向不是向北，不是向南，更不是向西，而是向东。豫皖苏和皖东地区都背靠国民党统治区，如果向西发展，将同国民党一、五战区发生冲突，受到他们限制。北上华北，南渡长江，则都不可能打开新局面。只有苏北，不但全属敌后，地域辽阔，有驰骋回旋的广大地盘，且北近山东，可同八路军互相依托，互相策应。刘少奇指出，应把苏北看作新四军的战略突击方向。他疾呼：“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上去！”
这一点，和父亲在战略上的主张不谋而合了。皖东北的战略地位一下子凸显出来。
三个月后，刘少奇又向中央建议，调华北八路军三个以上主力团来华中作战。中央接受了他的提议，指派黄克诚的344旅迅速南下，增援华中。刘少奇这时正在皖东。皖东和皖东北两个根据地只一河相隔，这对长期处于敌后孤军奋战的我父亲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消息，他立即电请少奇同志来皖东北检查工作。刘原本是打算把进军苏北的重心放在皖东的，根本没有去皖东北的计划，回电婉拒了。父亲不死心，再三邀请说，两个根据地就隔一条河，我到河边去迎你总可以吧。盛情难却，刘这才决定亲走一趟，前后打出了三天时间。可哪晓得，一踏进皖东北的地面，他可就走不了喽！这可是名副其实的敌后啊！鬼子马上围了上来，国民党顽固派王光夏四个团又抄了他的后路。这就发生了上节所说的父亲在刘少奇那里找东西吃的故事。没办法，刘少奇一行只有跟着我父亲和敌人在根据地周旋起来，这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坏事变好事，父亲终于有了和上级领导接触的机会了。在他们相处的一个多月中，两人多次探讨了下一步的战略计划，这正好是我父亲的强项。皖东北比皖东更接近华北，为什么不以它为跳板挺进苏北呢？这不仅在地理上更为便捷，也可和向北发展的陈毅、粟裕的部队，形成南北夹击之势。同时，皖东北这个地块，西有彭雪枫的豫皖苏根据地，南有张云逸的皖东根据地的掩护，南下八路军跨过陇海线就可以在此休整，坐待时机成熟进入苏北。
皖东北的战略价值终于得到了领导层的认同，我想，再没有什么比这个让我父亲欣慰的了。弗洛伊德的理论，人的第一需要是生存、温饱，然后呢？是被认同、被承认。
刘少奇在皖东北和父亲相处的那段日子，正是急切盼望黄克诚到来的日子。他给毛泽东发电：“如能多带兵力来为更好”。刘少奇的焦虑跃然纸上。
又过了三个月，6月20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344旅和新2旅共12000人终于来到豫皖苏首府新兴集，与彭雪枫会合了。
“千呼万唤始出来”，黄克诚来了，但又在彭雪枫的津浦路西住下了。彭雪枫哪里能让他走，他胸怀大志，图谋向西发展，拿下整个河南！他们对皖东北没兴趣，更不要说是到苏北去了。究竟是谁的主意？现在各有各的说法，但这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少奇急了。29日，刘少奇电告黄克诚做东进准备：“20天后派三个团过津浦路东活动。”
于是，历史的剧目又一次重新上演，路东路西之争再起波澜。
彭雪枫起草了一份电报，仍然坚持他一贯的想法，即：在解决目前反摩擦问题上向东为有利，但从与敌伪顽长期斗争看，则以向西发展为有利。平原作战需有山地作依托，因此，黄部应该留下，培养主力，建立巩固根据地；一旦形势有变，即可西入伏牛山，南进大别山……
黄克诚也正有此想法，他根据华北的经验，平原游击战需要有山地作依托，提出皖东北地区狭小，不如向西发展打通联络。彭黄商定，东面既有张爱萍部，自己不如先完成向西发展的任务，以实现毛泽东早些时候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构想。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那份电报。他们敢对中原局的最高决策者的几次指示置若罔闻，也不是没有依据的。翻开1940年6月27日中央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