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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謇锿骋慌渲玫摹＞菟嫡饫锶嗣吭驴闪烊�250元工资，但许多人家花不了，有几户人家领了工资就上交，说光发的东西就用不完了，还留钱做什么……整个一个君子国嘛。
父亲给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社分别写了一封信：
“恳请播放纪实电视片（南街村）。
“……心境愉悦，深受教育，并感慨万分！不禁想到恳请中央电视台把此片在全国普遍播放几次，让全国党政军民都了解南街村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特色，以受到启迪和教益。
……更望南街村的群众世世代代永远坚持、发扬这种革命精神，直到走上共产主义！”
1994年7月11日，《人民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了父亲的这封信。
7月24日，父亲收到了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的来信。说关于南街村的片子在地方台已经分两次播出，同时表示根据父亲的建议决定在7月30日晚上重新播放。
7月30日晚上，父亲果真早早就坐在电视机前，等候农村节目的播放。可一直等啊等啊，也没见播出。我们安慰他，可能时间搞错了。11点过了，他还要等。我说，问问电视台吧。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回答，因技术上的问题，没有播放，表示以后再安排。
又一个月，还是没有播放。再问，说是安排了，但什么时候播不好说。
父亲很执拗。一定要到南街村去看看。
李长春那时是河南省委书记，他陪同一起考察。
父亲对南街村的村支部书记王洪斌说：“你讲了很多，但我最欣赏的，是你们领导干部除工作外，能和群众一起劳动；而所得报酬却是中等偏下的。不要把这个看成是小事，这是我们共产党的根子：‘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现在大道理讲得太多了。共产党的官员都能做到了这一条，天下就没有什么事办不成的。你们河南人中，出了个岳飞，他说，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惧死，天下何愁不太平！我们的革命能成功，靠的就是有了成千上万这样的共产党人。”
“今天，有些共产党员，利用人民给他的权力，借着搞市场经济，巧取豪夺。这是一群蛀虫！这些人在台上，就永远没有希望！”
王洪斌说，请首长提出改进的意见。
父亲说：“跟班劳动；报酬中等偏下；好！再给你提三点：不要每天都加班到深夜，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嘛；参观的人多，不要都陪，主要精力不在应酬上，在工作上；要发扬‘二百五’精神，但不一定总是‘二百五’的工资。（注：南街村领导干部月工资定在250元）人民的生活在提高，共产党员也不能总在水平线之下，水涨船高嘛！但记住，是先有水涨，后有船高。这是党的原则。”
一些企业家经人介绍，请他为企业题字，他都欣然命笔。他说：“我不反对致富，但要勤劳致富，守法致富。对共产党员来说要老百姓富了自己再富。”我们家已经是四世同堂了，但几代人中，很多成员并不是共产党员，他们也没有入党的要求。有时谈起来，父亲说：“看一个人，不能用是不是共产党员来衡量，入了党的，怎么样？有的党员，更坏！你们能做个自食其力的普通老百姓就很好。共产党是先锋队组织，是少数。入了党，就要准备牺牲自己，一辈子为人民谋幸福，心甘情愿地生活在中等偏下的水平线上。做不到，不愿意，没有这个信念和决心的，对不起，那就请你退出这个党。”
他看着南街村的青山绿水，诗兴大发，写道：
“山穷水尽焉无路？柳绿花红南街村。”
美国政治家，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写道：共产主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胎，在经过了一百年的震荡后，终于沉寂下来，它消亡了……他断言“到下个世纪共产主义将不可逆转地在历史上衰亡，它的实践与信条不再与人类的状况有什么关系。”“那些在口头上说实践共产主义理论而实际上却在背离其实质的共产党人，都不再认真地将共产主义理论作为指导社会政策的方针。”
左派杂志《中流》反击道：张爱萍说的多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虽然走入了低谷，但它不是山穷水尽，它的前途柳绿花红……
他们把父亲写南街村的小诗演绎到社会政治学的高度。
不久，这本杂志悄然没世；当然，布热津斯基的《大失败》也下架了。
在这之后，我记得和他曾有过一次对话。
我说，回顾改革开放，你领导的国防科技工业战线应该算是走在前面的，当时是在保持宏观调控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放开民品部分，并积极导向市场经济。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我觉得你好像越来越不理解这场改革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屋子里太闷了，我们就把窗子打开，但苍蝇飞了进来了，怎么办？”
当然要打，我说。
他挥了下手，说：“打了吗？现在到处都是苍蝇！”
他又说：“为了打苍蝇，就关窗子吗？我会去装个纱窗，再把屋子里的苍蝇统统消灭掉。”
“钱，无所谓好坏。但在钱的面前，人却有好坏。面对金钱，社会风气败坏，党风败坏，而又麻木不仁，熟视无睹，这才是我反对的。”
这是个美与丑同在的世界。市场、商品、金钱并不是道德的建设者，也不是道德的破坏者，它们只不过是块试金石，检验每一个共产党员在诱惑面前的道德和信仰。真正使他们困惑的，是面对着物欲越来越严重的信仰和整个价值体系的瓦解；我知道，他们担心的不是商品本身带来的邪恶，而是人们对这一邪恶的漠视。而这，才是致命的！
不用怀疑他们会反对改革，正是他们启动了中国社会改革的按钮。就像当初人类打开了深埋在地下的原子核秘密的石棺一样，在带来了利益的同时，也带来了灾难。在商品社会制造出的财富、现代化生活方式和GDP面前，自私、犯罪、欺诈、社会失去正义和两极分化，相伴而生。两者同样都是来势凶猛的。滑稽的是，追求信仰和丢弃信仰，居然都是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演化出来的。他们曾在全体中国人心中构建了一座金字塔，但今天却眼看着它在坍塌……
父亲直接要通了中央负责同志的电话，谈了南街村的事。我问他谈的结果，他说：“没有明确的态度。”
我说，你这不是为难人家吗？对南街村，社会上反响不一。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有宣扬的，也有挑刺的；但观望的、怀疑的居多。许多人在问，王洪斌在行，王洪斌以后呢？
他问我怎么看。我说，美好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实的。我对它不抱有希望。你这样起劲地为它奔走，难道它真的是今后的方向吗？
他沉思不语，嘴角动了动，想说点什么，但又说不出来。很久很久，他终于挤出一句话来：
“共同富裕总是好的吧。”
我想起在两年前，和他一起讨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时，他所下的那个定义。他说：“用我自己的话说，什么是社会主义？第一，人民有发言权；第二，共同富裕。这两条，我们都没有做好。”
“我们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社会，难道不应该更公正、更公平一点吗？”
可这能做好吗？我说，市场经济是要付出代价的，代价就是一部分人被另一部分人吃掉。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完成原始积累，这就是代价。没有哪个国家是可以避免的。
“如果革命的结果就是这个样子，我当初就不该参加革命。”他喃喃地说。
我觉得父亲真的老了，他已经不能敏锐地洞察周围的政治气候了。他显得是那样固执，那样的天真，那样的不合潮流。
人老了，但梦还在。父亲的梦在哪里呢？
前不久，团中央的同志送来一些父亲当年写的文章，这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他在中央苏区共青团中央工作时期发表在党的刊物上的。有《列宁青年》、《红星报》、《党的建设》、《青年实话》、《红色中华》等刊物。这些70年前的文字忠实地记录下了父亲当年的风貌。今天重读那些文字，会感受到在浓烈的小布尔乔亚气味下，他当年热烈如火，勇往直前的革命激情和青春气息。
父亲认真地拿着放大镜一点点地在翻阅着，看着他嶙峋瘦骨的身架，让人心酸。
1933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少年先锋队工作指示》：
“少年共产国际这样指示我们：少年先锋队是一个有阶级纪律的组织。它的目的是从劳苦青年中培养出坚决的革命者和阶级的战士，反对地主资本家富豪劣绅，反对整个国民党，反对一切的军阀与帝国主义。”
1934年《目前形势告全体队员书》：“我们难道愿意被屠杀、被奸淫、过牛马生活吗？只要是工农，一刻也不能容忍！只要是工农，就要用自己的头颅和热血，保卫苏维埃，保卫土地，自由，劳动条件的改善，保卫青年的特殊利益！只要还有最后一个人，最后一口气，最后一滴血，便要为苏维埃奋斗到底！”
就像唐僧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终于来到西天，父亲说，中央苏区给他的第一印象是，他过去在共产主义小册子里读到的理想社会，现在就在脚下！中央苏区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原理建立起来的工农政权，是依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需要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中央苏区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民群众中，处处洋溢着当家做主人的自豪与骄傲。在党内没有等级观念，上级与下级、政府与老百姓、人民与军队之间，充满了同志式的平等和友爱。中央苏区的生活方式是军事共产主义战时供给制，没有私有财产；有恋人、有夫妻，但没有家庭。在这里，军队和各级政权的领导人，是一群满怀革命理想和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充满了为理想而牺牲的激情。尽管，中央苏区的一切还带有新事物初创时的幼稚、简单，甚至概念化的特征，尽管父亲自己也对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