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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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彩色电视传输的试验。
这是一次真实的星球大战。从这次对事故的处理中，世界可以看到，在几千公里外的太空，中国对人造天体的控制能力，模拟勾画出未来天战的雏形。
父亲认为，这倒也不失为必要的一步，未必就不是件好事，关键在于认真总结。他要求于2月8日前，将这次发射的全部数据集中，远洋船立即返航，用专机空运调集各地的记录磁带。由航天部一院和发射中心技术专家共同分析，找出问题。《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记载：“经过二十多个日日夜夜的忘我劳动，处理分析了全部遥测数据，绘制了数以千计的图表……张爱萍每天都坐镇指挥。”
1984年4月8日，火箭再次升空。这一次非常顺利，火箭在大椭圆形轨道上连续平稳地运行了两天。最后一跳开始了，火箭将把卫星推入准同步轨道。但就在这时问题出现了。工作日志记载的是，父亲是4月10日8时14分接到渭南测控中心报告的：星上镉镍电池超过设计温度，紧接着是卫星外壳和部分仪器温度升高，并且有继续升高的趋势。当时采取的紧急措施是，遥控打开星上全部耗能设备，减低电能储存；同时将卫星调整到让它“躺倒”的姿势，改变太阳的照射角。
温度终于降下来了。但躺倒的卫星是不能通信的。四机部148所全所立即动员起来，进行模拟试验。连续几个昼夜，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只要将星调整到一个与赤道合适的夹角，就可以进行正常工作。这期间，不仅父亲睡不着觉，连邓小平都在无时无刻地关注着这颗星。听到化险为夷的消息，马上和父亲通了电话。父亲说：“他问了情况后说，爱萍，你替我对大家说，我提前祝贺了！”
1984年4月16日18时28分，经过整整8天的旅行，卫星定位在东经125度赤道上空。第二天晚上6点，卫星开始工作了。18日上午10点，父亲正式试用这个卫星，和远在乌鲁木齐的新疆自治区第一书记王恩茂通话。秘书把机关起草好的讲话稿递给我父亲，父亲顺手丢在一边，对几千里外的王恩茂喊道：“老王！哈密瓜熟了没有？”王恩茂书记也把讲话稿扔掉，大声说：“我这就派人给你送去！”这一情景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转播，新疆人民第一次和首都人民一起在同一时间里看到了这个场面。
聂老总评价说：“这真正可以说，是一次飞跃了！”
1986年2月，广播电视卫星正式开通。到父亲退休时，已经可以承接国外卫星的发射，航天商业运作的大门已经开启。
1984年10月1日，是共和国的35周年大庆的日子。
在这之前，我参加听取了北京军区关于阅兵构想的汇报。我和父亲闲聊时说，搞来搞去还是老套路，正步、方队，没劲！父亲问我的想法，我说，应该突出现代化，这是主题。父亲在军委常务会议上说，从1977年算起，整整7年了，国防工业要向全国人民献礼，把我们的东西统统都拿出来。杨尚昆说，好，就给全国全军鼓鼓劲。
35周年阅兵拿出了不少新型的装备，地面进攻力量有各型坦克、装甲车、步战车，还有各种新型的压制火炮，其中装备滑膛炮和复合装甲的坦克，以及40管火箭炮是个亮点。再就是防空兵器和反坦克兵器。空军是歼7多个型号，歼8一个型号。但反响最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实现了导弹化，这是现代化军队的标志。各种型号的导弹基本配置齐全。战略导弹东3、东4、东5；潜地导弹巨浪；防空导弹红旗系列；当时最时髦的步兵肩扛式防空导弹红缨也登场了。反坦克导弹红箭系列；岸防导弹和舰载导弹和反舰导弹也拖出来了。相配套的是各式雷达，火控雷达，制导雷达，多波束三坐标雷达，船载单脉冲雷达，车载跟踪雷达。有些是没法参加的，如核潜艇，导弹护卫舰，导弹快艇等。电子方面因为不宜展示，特地组织了专题展览，防空系统和监测系统，银河亿次机，雷达干扰系统，敌我识别系统，导弹引导系统，卫星通信系统，抗干扰坦克电台等等。
这简直就是国防科技的大检阅，他的属下们也太给他露脸了！
我是在电视里看阅兵的。按惯例，坦克装甲部队经过观礼台时，战机编队应该临空。中央台CCTV转播这一段时，专门给了军委领导人很长时间的特写。我看到他们5个人都着新式军装，站成横排，向受阅部队敬礼。这时胡耀邦走过来兴奋地和军人们握手，父亲不断用手指着什么，两人都滔滔不绝。阅兵结束后，我问他，你们都在说些什么啊？“胡耀邦说飞机他看不清楚。我说云层太低了。10年大庆时我就在策划这个东西，北京10月有雾，要到中午才能散去。研究方案时我就提出来了，航空兵一定不能高于300米，张廷发（注：时任空军司令员）那里有些紧张……”今天他的话又是很多。
我说，写幅字吧。他的办公桌边摆了张餐桌，垫上旧毛毯，放上文房四宝，随时铺上宣纸就可以写字了。写什么呢？他问。我说，就写毛主席年轻时用来自勉的两句话吧：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益增其奔猛；
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
5 在改革的大潮中
国庆35周年盛大阅兵的热潮还没有退尽，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了。
从现在看到的许多官方权威性的报道中，对这次大会，都给予了很重的评价，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又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会。会议通过了一个文件：《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它规定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质、任务和方针政策，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改革由农村向整个国民经济领域的全面铺开。
邓小平专门谈到了这份文件，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邓小平对党的许多文件都有评价，但是像这样给予赞誉的则是不多见的。
邓说的这个“异端”也冲向了军事－工业界联盟的古老而封闭的国防工业。
这的确是个新课题。中国这条大船，告别它航行了近半个世纪的航道，开始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高度集中的产业，该如何去适应这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大市场呢？军事工业将在经济转型的巨大变革中，经受剧烈的震荡。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继四（电子）、六（船舶）机部之后，将二（核）、三（航空）、五（兵器）、七（航天）4个工业部由国务院直接领导。与国民经济各部门一样，纳入整个国家规划，由国务院统一组织和管理。
国防科工委不再归口管理上述4个工业部的全面业务工作。
这是一次深刻的革命，它意味着延续了30年的我国独立的军事工业体系，从此将不复存在。
建国30年来，我国建立了独立完整的军工体系。在国家经济管理体制上，军工自成系统。国务院设有国防口，统一归口管理国防工业各个机部。二机部是核工业；三机部是航空；四机部是电子；五机部是常规兵器；六机部是舰船；七机部是战略导弹和航天；八机部是战术导弹（在这之前已经撤销）。国防工业口根据军队的要求和军费的安排，给所属各机部下达军工生产任务。
这次改革，就是要拆掉这个口子，打破民用和军用在管理体系上的分离，下属的各个机部和其他民用部门一样，直接归国务院领导，除保留必要的军品生产线外，一律纳入民用系统。
这里有个小小的插曲。国务院体制调整方案在会上拿出来后，父亲说，他不好举这个手。中央确定的事，当然要服从，这是原则。但这一切来得是如此突然，毕竟涉及面也太大了。
他说：“紫阳同志，这个手，我举不起来。涉及到军队的事情，国务院单方面决定是不妥当的。”
赵紫阳说：“也好，我们这次会议先不做决定，就请爱萍同志把这个方案带到军委去吧。”
会议还没有散，父亲就打电话给杨尚昆，建议马上召集各总部、军兵种负责同志开会。吃过午饭，各军兵种的司令员和有关部局的领导就集中在三座门了。大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杨尚昆也不清楚。会议一开始就炸锅了。具体怎么开的我就不清楚了，反正知道最后推举一个副总参谋长和国防科工委的副主任当代表，与国务院协商。
其实，军队方面也有误解，打破自成系统的国防工业体系，是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国防工业并不因此而消亡。只不过，从此，军事工业不再是指从事军品生产的企业的总和，而是指所有军品研制和生产活动的总和；军工行业管理的对象不再是原来拥有产权的军工企业，而是与军用有关的技术和生产行为了。
当然，管理体制的变化必然引起军工产业内在运行机制的变化，以后，军队再要什么，那就拿钱订货。过去是按指令办，现在是按合同办。这就是向市场化的转型的基本内涵。军人们的担心，也不无道理，那要花多少钱，人家才同意卖给你呢？飞机大炮难道也能像电冰箱、洗衣机那样在市场上货比三家吗？
既然是向市场化转型，这就必然导致军工产业的企业化改革。
过去军工科研生产部门虽然也被称之为军工企业，但它们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它们既没有生产经营自主权，也不承担经营风险和享有收益分配权。企业生产要素的配置、生产活动的组织和产品的调拨等都是通过政府的指令性计划进行的。
这次改革，就是要把军工科研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