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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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壮丽欣重睹，旧梦依稀认血痕。万千险滩皆稳渡，水头如箭破夔门。”
是啊，面对大江东去的宏阔气象，回顾中国革命走过的千山万水，天地间，个人显得如此的渺小。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来名往，一个革命者，难道不应该持有更为达观的人生态度吗？
你念的是陈毅元帅的诗吧？我说道。
还在更早一些时候，他和王震商量，将所有涉及国防科研和生产的部门统辖起来，统一领导，结束相互扯皮、各自为战的局面。杨尚昆到军委后，支持这个方案，在半年前，以他和杨尚昆两人的名义提出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简称国防科工委）的建议。就在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后，1982年5月10日中央批准了这个方案。这是他力主了几十年的事，他决定利用最后的时间帮杨尚昆理清做完这件事。为了使大批顶级的大科学家和科技精英们在国防科技的最高决策中发挥作用，他动议组建与国防科工委平行的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并力主陈彬和张震寰分别执掌这两个委员会。他配齐了领导班子，还特别选择了三个有专业知识高学历的年轻干部，最年轻的伍绍祖34岁。然后，他正式向军委写出了退休报告。
在这之后，差不多有一个多月的时间，父亲都蹲在葫芦岛海军试验基地，亲自坐镇指挥潜艇水下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这件事对他太重要了。
潜地导弹对于实战的重大意义还不仅在于能水下发射，关键它是由固体燃料作为推动力的。第一代导弹，都以液体燃料推动，体积大、加注时间长，存放在发射井里，在卫星侦察和精确制导武器发展的今天，很容易被敌人摧毁。而固体燃料导弹则具备了体积小、机动性强的特点，可以车载着和敌手玩玩捉迷藏的游戏。这个隐蔽、机动的特点，注定了它在我们这样一个奉行后发制人战略的国家中特殊的地位。早在50年代中期，研制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工作就开始了；1967年，决定研制与核潜艇配套的固体潜地战略导弹；1977年，父亲第三次复出时，提出了“大打固体战”，把它与洲际导弹、地球同步卫星一起列为三项重点突破的内容。
这发潜地导弹，又被业内人士称之为“一代半”产品。固体导弹本属“二代”，因为最初研制的固体燃料推动力小，需要用潜艇将导弹拖到预定海底潜伏，然后发射，称为“半机动”，所以叫“一代半”。在这之后，有一位年轻的工程师直接向我父亲建议，让海底蛟龙上陆是能够做到的，父亲认同了这个建议，也认同了提出这个大胆建议的人。不久，终于成功地进行了在区域性公路上用运输发射车发射固体地地导弹的飞行试验，中国的第二代导弹即固体导弹从此诞生。这个年轻人是谁呢？他就是后来我国第一代载人航天飞船的总设计师——王永志。后生可畏啊！
父亲没有接到对他离休报告的批复，却接到了新的任命。
新一届的军委组成了。
1982年9月12日，中共十二届一中全会召开，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为副主席，杨尚昆为常务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张爱萍、余秋里、杨得志、洪学智为军委副秘书长；中央军委不再设常委。
这个任命是中央对我父亲的信任，同时也是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我国，国防工业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系统，它依据军方提出的要求，研制生产武器装备，但它本身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领导体制上，横跨军委和国务院两大系统，国外习惯称它为“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工业界集团”。长期以来，一直由军方和国务院同时兼有职务的领导人担任主管，像贺老总、罗瑞卿、王震以及我的父亲。现在，国务院单方面做出了人事调整，免去了我父亲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这就意味着打破了既成的军工管理体制。当然，不排除在新任命的国务委员中，重新拟定人选。在新产生的13个国务委员中，耿飚和余秋里和军方是有联系的。但耿飚刚从军委秘书长的位置上卸任，不可能再会接手相对局部的国防工业这一摊，何况他在军内已没有职务了。余秋里呢？当时正在考虑由他或是陈丕显来接任总政治部主任，军队高级干部中，似乎倾向余的要更多些，毕竟余在军队的时间要更长些。所以，余也可以排除。现在的问题是，这次变动，真的是要在军工体制上动刀子吗？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这仅仅是一次纯人事的调整，只是他们不小心触动了体制。
但这足以引起军方的警觉。撤销国防口，由国务院单独执掌国防工业各部，军队需要什么，就订货嘛！后来的体制变更证明，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军队现代化的核心在于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一支军队，当它离开了武器装备的支持，会是什么呢？难道真像赫鲁晓夫讥讽的那样：“民兵算什么？在核大战中，它只是堆肉！”
杨尚昆，他何尝不明白，武器装备可是军队战斗力的硬件啊！而这一摊，建制复杂，经费奇缺，加上“文革”十年的折腾，与世界先进国家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成为军队战斗力攀升最难逾越的障碍。
如果军队放弃对国防工业的领导权，听任别人安排自己的命运，那将会是什么状况呢？当然，谁都会说，你放心，我们保证军品优先。对这种空头支票，能信吗？最简单也是最可靠的办法，就是“老九不能走！”张爱萍这个军方派出的死硬派人物，留在国务院，继续执掌国防工业大军，应该说是最合适的。
上述这些分析，是从体制的角度看待个人存在的意义。我想，凭父亲的思想方法，他是不会想到的。他很简单，是个直线思维的人。一定要我干，我就干出个样子；不要我干了，我就休息，颐养天年。
第一次会议上。杨尚昆说，给我们这个会起个名字吧。按过去叫军委办公会议，不是太确切了。小平同志说，老帅们都还在，你们这几个就叫秘书长、副秘书长吧。过去也叫过军委常委会，但军委这次取消了常委，这个名字也不好叫了。父亲说，可以仿照国务院，叫军委常务会议。杨说，好，就这么定。
父亲仍然是负责全军的武器装备和国防科技工业这个领域。另加了外事。
杨最后说，既然中央把军队交给了我们5个人了，谁都不要再提退休的事了，一起再干5年，到1987年，我们5人共进退。这就是被广为流传的五人共进退的约定。
父亲回忆时说：“日常工作是我们五个人研究，几个元帅不来，但他们的秘书都列席，便于及时沟通。会后一般是杨去邓那里汇报，遇到重要的专项问题，讲不清楚的，分管的同志也一起去。”
1982年11月19日，在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25次会议上，通过了国务院提议，任命张爱萍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他又回来了。与过去不同的是，他在军队的职务是军委常务会议成员了，这就进一步强化了军队对国防工业的主导作用。时隔他被免职的五届人大常委第23次会议，正好半年。
但这一届军委，迎来的却是军队和国防科技工业的冬天。
长期的临战体制，使我军兵员和武器装备在数量居世界前列。因为投入不足，加上改革开放后，订货体制的逐渐市场化，军品成本大幅上涨，装备采购数量不得不减少，即使研制出新型的武器也无法装备部队。空军主战机型落后，海军作战舰艇滞留在中小型上，现代战场中许多重要领域的装备，如武装直升机，空中加油机，战略预警系统，航空母舰和舰载机等，都处于空白。对未来军事技术发展影响最大的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仍是薄弱环节，严重地拖了各型号武器的后腿。就连相对占优势的步兵常规武器，与周边一些国家相比，从60年代的旗鼓相当、略占优势，到现在已呈现出落伍状态。更为让人挠头的是，原有的武器装备相继进入了更新期，补不抵退。由于大量旧装备超期服役，维修费用急剧上涨不说，老化失修，事故频出日趋严重。工程建设经费的保障不足，使军用机场、码头失修；征地赔偿费的增加，使部队实装实弹的训练减少；油料、备件的短缺，使飞行、舰艇、装甲部队难以行动……
与此相反，国际军事领域的发展却呈突破态势。美苏正在加速对武装力量进行结构性调整。加快更新速度，增强高科技的投入，完善快速反应体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中东、马岛作战，空地一体的现代战争的理念已初见端倪。难道以马队、长矛对付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历史还要重演吗？
父亲回顾这段经历时说：“再困难的局面我们不是都走过来了吗？”
1982年父亲向中央提出了新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的指导方针。后来被人们习惯地称为16字方针。
其实，有两个16字方针。
第一个16字方针是：“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
这一条知道的人不多，限于国防科工委机关和总参装备部等领率部门。
第二个16字方针是：“军民结合，平战结合，军品优先，以民养军。”
父亲的原话是“以军为主”，上报中央后，邓小平改为“军品优先”。这四个字的改动是耐人寻味的，它最终导致了军工产业后来的走向。
如果说，第一个方针是目标的话，那么第二个方针就是手段、是保障；或者说，一是压缩调整；二是广开财路，一句话：开源节流。
父亲去世后，曾任国防科工委政治委员的伍绍祖在回忆这一段历史时说：过去我们自诩不做军火商，现在看来不按照国际通行的法则开展军品贸易是不行了。为了开创军事科技工业发展的良好环境，张爱萍同志让我负责外事。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军品贸易；一是突破苏美对我国的军事技术封锁。”爱萍同志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