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第1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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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就看他这第三下了。
他开始组织他的团队。这是一个老班底，“文革”，酸甜苦辣，他们都经历了人生的洗礼，今天，他们又走到了一起。回溯往事，我对父亲说，谈谈你的关、张、赵、马、黄好吗？父亲说：“不要用这样不严肃的口气。我们是由共产党员组成的集体，而我，仅仅是这个集体的班长。这是个原则问题。”
他说：“张震寰是我最早的助手。55年，彭老总叫我组织军队科研这一摊，我就在想，什么人合适。正巧在马列学院见到张震寰，他说想回军队。我们在淮北时就熟悉，他是随南进支队过来的，是个有文化的同志，‘一二九’的大学生（注：指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我说这太好了，就和万毅（注：总参装备部部长）说，放在你那里好了，担任装备部副部长兼科技处处长。从此，人民解放军有了第一个管理科学技术的机构。”
张震寰，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是个知识型的将军。小时候，我们两家在一个院里住，在一个食堂吃饭。父亲和他上班在一起，回到家还在一起，连吃饭还经常隔着饭桌讨论问题，有时，他干脆就端着饭碗到我们桌上吃。他自己能冲洗照片，维修电器。在我的记忆中，不仅给我讲解过原子弹和导弹的一般原理，还讲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讲解过门捷列夫的元素周期表，他帮我还翻译过俄文的说明书。后来父亲出任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总指挥；张震寰是试验场一线总指挥。我们现在看到的纪录片上，在原子弹倒计时读秒的就是张震寰的声音。
再就是陈彬。后来接替父亲出任国防科工委主任。父亲在三野7兵团时，陈彬是他的参谋处长，以后在总参他又在我父亲领导下负责全军的编制体制。有些人对他颇有微词，但父亲对他却特别欣赏，说：“你们哪里晓得，他的长项是组织计划，工作勤勉，思路清晰，是我的得力帮手。没有他做具体工作，导弹是打不出去的。”国防科工委纪念长征50周年，大会上，大家要我父亲讲讲长征。父亲说：“要讲长征，在座的陈彬同志最有资格，他是四方面军的，过了两次草地，吃的苦比我要多。我带头鼓掌，欢迎他给我们讲讲……”陈彬去世后，他的骨灰埋在了戈壁滩上。
还有就是马捷。国防科委副主任，他相对年轻些。父亲提到他时说：“儿童团！业务精，点子多，聪明好学。靠他在下面跑，抓落实，是我在导弹方面的得力助手，放心。”
政治委员李耀文。“文革”后期肖向荣被迫害致死，父亲在科委就好像断了一支臂膀。出山时，叶帅说，你自己选个政治委员吧。父亲在三野当参谋长时，李耀文是26军政治委员，有名的山东四大才子之一。父亲说：“选政治委员，关键一条是人品，正直、无私、严于律己。”那天很晚了，父亲说陪我走一趟。我们到了陈彬家里，一会儿，张震寰、马捷等几个科委领导人也到了。他们叽咕了一阵，听不清楚，好像是在说，我们得有个政治委员……然后，大家一起乘车来到了李耀文家里。记得是在木樨地的部长楼，天气很冷，我说，风大，你们都先别下车，我去找找看。敲开门，李耀文和他的夫人一看有这么些人挤在楼梯口，又是深更半夜的，惊愕诧异中忙往屋里让。李耀文从坦桑尼亚当大使离任后一直闲居在家，今夜来的是稀客，也是贵客。李的夫人特意从酒柜里拿出个墨绿色烫金的茶壶要给大家沏茶，李说，那个东西没有用过，可要好好洗干净了。父亲给他一一介绍科委党委班子的每一位成员，看得出，李实在是没有搞明白，只是点头应酬着。我坐在一旁直想笑，是啊，怎么好问你们是来干什么的？告辞时，父亲对李说，今天太晚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我们到北海公园散散步好吗。在这风景如画，白塔倒映的北海边上，两人倾吐衷肠，共话今后的大业。
父亲回忆说：“政治工作和业务工作缺一不可。最早根据聂老总的想法，我在总参主持制定老五院（注：1956年成立的我国第一所导弹研究院）的编制，要钱学森当院长，钱问我，他就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就非要编那个政治部？我说，你为什么要从美国回来？他说，我爱这个国家啊。我说，对了，政治部就是要教育更多的人都像你一样，爱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去奋斗。”
中央军委任命李耀文为国防科委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李回忆我父亲时说：我离开军队已经6年了，不要说对国防科研全然不了解，就是对军队都很生疏了。爱萍同志很理解，亲自召集干部大会介绍我，又领着我一个个觐见小平、叶帅、聂老总、徐帅，会见国防工业各部的领导人。李写道：“他对我，既有良师之谊，又有战友之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最为尊敬的好领导之一。”
这个团队的结构是：总指挥张爱萍；坐镇大本营的是政治委员李耀文；陈彬管业务，负责全局的组织计划和协调；下面分成两条线：核工业和原子弹，行政指挥由张震寰负责，技术领衔的是朱光亚；航天系统和各种导弹武器，行政总指挥是马捷，技术领衔是钱学森。
这个指挥结构使人想起了一江山岛，这又是一次联合军种的作战，是一支在管理和技术上都堪称一流的团队。
对这个阶段的成就，《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一书原始稿中是这样评述的：“这一重大决策，产生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国防科技战线安定团结的局面很快形成，科研秩序迅速恢复，各项规章制度走向健全；加速了研制进度，各项配套工程协调发展。局面打开了，一盘棋走活了。随着三抓任务的圆满完成，中国的先进技术在世界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大振了国威军威。”
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系统与其他地方不同，基本没有受到“两个凡是”的干扰和束缚。这主要归功于1975年的大整顿，特别是经过了1976年的大反复，一正一反、一对一错、一白一黑，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在人心上、阵线上、舆论上都已经成熟了。再加上父亲旗帜鲜明的立场和他当仁不让的锋利板斧，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我曾向父亲提过，能不能结合当时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谈谈你们的做法？
父亲不屑一顾地说：“等他们讨论清楚，我的导弹都发射出去了！”
我愕然。军人有时候是不讨人喜欢。
1977年的“八一”是令人振奋的。
在八一建军节的晚会上，邓小平的巨幅画像突然间被投影在舞台的天幕上，他的身后是飘扬的军旗和嘹亮的军号曲。
刹那间，全场欢声雷动，人们都站起来，以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内心的取向。这件事被中央点名通报，认为这是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是一起政治事件。邓小平虽然出来了，但他毕竟不是最高领袖，有什么理由打出他的画像？但是，已经没有人去理睬这样的指责了。我们总部的参谋人员之间，竟然拿中央的训斥来插科打诨，就连一贯正统的总政治部，甚至连传达都懒得传达。我第一次感到中央的声音是那么的微弱和无力。对带兵的将领们来说，毛泽东不在了，周恩来不在了，朱总司令不在了，就你们这几个家伙，还指手画脚的，算老几啊？
邓小平，这位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在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眼里，是在彭德怀、林彪相继离世后，军队中无可争辩的统帅。尤其是1975年摧枯拉朽似的整顿，和1976年天安门广场的洗礼，他已经是人民心目中最有胆识的英雄了。虽然这时，复出后的他，只还是虚职，而他自己也只要求分管科技和文教，但实际上，军队和老干部们都不约而同地集合在他的身边，经历了10年动荡和劫难的中国人民，对他寄予了厚望。
“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迅速形成，中国，这个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家，需要一个继毛泽东之后的强人。
邓小平当然能意识到自己在历史舞台上应该扮演的角色。从以后陆续出版的有关他的回忆文章中知道，或是在更早，他已经开始思考和运筹有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了。
当他去迎接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时，当他准备为党和国家命运去再次搏击时，他必须要选定一个能够信赖而又真正称职的人，把军队托付给他。
他将把目光瞄向谁呢？
“十一大”即将召开。通常是在吃晚饭的时候，大家把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倒出来，一是调节一下气氛，同时也希望抛我们的“砖”，引父亲的“玉”。
果然，父亲冒出了一句：“罗长子要出任军委秘书长了。”
“是吗？”我们都感到惊诧。就当时的政治气氛，和以彭罗陆杨的罪名，罗的出山，而且担当如此重任，的确是个新闻中的头条。
“今天见到他，他说，你为什么要推荐我，你看我这个样子还能工作吗？”
罗自腿断了以后，一直坐轮椅。
“我说，孙膑膝盖骨都没有了，还能灭了魏国，罗斯福不也是在轮椅上指挥二次大战的吗？”
“你推荐罗长子？”我们问。
父亲这才说起不久前，邓小平召见他的事。
“邓要我出任军委秘书长，来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
父亲停顿了一下说，“我知道这样的事是不好随便推辞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军队，说这说那，最根本的还是个武器装备的现代化问题，这非一朝一夕之功。从目前高级干部队伍的现状看，搞军事行政工作的不乏其人，但搞武器装备、抓国防科技的，相对要少得多了。我从56年起就在协助聂老总抓这一摊，整整20年了。我自己认为，在这方面作为你的助手要更合适些。我今年67岁了，再干3年吧，争取把我军装备搞出个样子来，交给你！”
饭桌上静寂无声。
后来才知道，是王胡子的主意，他向邓推荐：“爱萍这个人有这个本事。”
父亲接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