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臣孽子-第8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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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明岛，地处长江口外浅海上，长江奔泻东下，流入河口流变缓，所挟大量泥沙于此逐渐沉积，逐渐形成一个的河口沙岛，从露出水面到最后形成大岛，经历了千余年的涨坍变化。形似春蚕，头西尾东，卧伏于长江入海口的金涛碧波之上。全岛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林木茂盛，岸线绵长，物产富饶。明太祖朱元璋曾称之为东海瀛洲。崇明历来为军事重地，被称为大江门户，十郡屏藩。在明朝反击倭寇侵扰中，作为江防重镇，设有水师，而且崇明沙兵就以英勇善战著称，这应该也是个英雄的岛屿了。
自嘉靖以来，大明海禁政策形同虚设，沿海水手上岸为商，下海为盗，顾三麻子也并非全靠打劫为生，有时也客串商人，而嘉靖年间的海盗王直则不同，他本是一科举不第的官场失意青年，（有没有官二代富二代的猫腻已不可考，但在明朝朋党勾连，宦官专权，厂卫横行的现实中，一个没有好老师，没有背景，又不甘心做奴才的人是没有仕途出路的）为生活所迫出海经商，他们徽商也是因为人丁兴旺土地短缺才足迹遍四海，到处都是老乡，本来生意很好做，可是朝廷以禁海的名义，官商垄断，不许私商出海贸易，所以不得不转向走私，走私规模扩大后，就变为武装走私，于是在官府眼里就成为海盗，被蔑称为倭寇，他讲义气，重信用，慷慨好施，对下属有严格的纪律，因而广泛博得部下的信任和推崇，海里的法则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海上的法则同样如此。
王直一开始只是鱼群中的一条，但他知道怎样利用明朝这条巨鲨的威力。比起许栋和其他海商集团，王直更具备政治眼光，总设法和明朝的海道、卫所拉近乎，换取他们的好感和支持。在浙江海道的授命和协助下，王直剿灭了卢七、沈九几伙小海盗，打败并吞并了另一支势力较大的陈思盼集团。
这以后，挂着“五峰”旗的船通行大海，纵横无阻，“海上之寇非受王直节制者，不得自存，而直之名始振聋海舶矣”。
黑白两道通吃的王直终于成了最大的那条鱼。
有资料显示，王直所在的家乡人穷地薄无以聊生，经商遂为一条主要生计。王直先做盐商，跟同伴说：“中国法度森严，动輒触禁。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倘佯乎，何沾沾一撮土也。”遂于嘉靖十九年（1540）南下广东出海贸易，贸易对象是西班牙葡萄牙琉球日本。站在现代的角度这叫国际贸易；站在明朝的角度这叫非法走私，奸商倭寇。有人说为啥到广东出海贸易呢？因为在没有蒸汽机发明的时代，海船的动力主要是风力和洋流，我们中国近海，有一条世界第一大暖流…黑潮，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是中国周边海洋的主宰者，渔民们靠口传心授，熟知如何顺应适应海洋的规律，利用海洋的宝藏和力量，在长江口附近的洋流是加利福尼亚寒流，顺大陆南下顺洋流是顺风顺水，到了南海后，就很容易加入黑潮，从台湾东部直达琉球日本，据称乘上黑潮后势若奔马，万里之外，旬日可至。
在严禁民间海外贸易的同时，中日官方之间实行着朝贡贸易，众所周知，朝贡贸易从来都是我们中国吃亏的，朝廷对来朝贡的国家一般都有相当丰厚的回赐。这种贡和赐的关系实际是不等价的，对朝廷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朝廷之所以明知亏本而乐此不疲，是因为对这种交易怀有一种政治目的，是一个政绩工程。正因为如此，朝贡贸易的存在完全取决于朝廷。礼部给前来朝贡的藩属国发放“勘合凭证”，史称“勘合贸易”。这种贸易缺陷很多。一是只能在浙江市舶司所在地宁波港展开；二是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次数、船数、人数限制较多，双方冲突不断；三是日本时有内乱，勘合贸易经常中断；四是嘉靖二年（1523）发生恶性争贡事件，两个日本朝贡使团血拼，宁波几被屠城，政府一气之下于嘉靖六年（1527）关闭了宁波市舶司。这一切导致民间走私贸易越来越红火。
在这种情况下，王直也下海开始了他走私生涯。嘉靖十九年（1540年）王直偕同徐惟学、叶宗满等在广东打造海船，“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牟取暴利。由于海外贸易在当时为非法活动，一开始汪直加入徽州府歙县同乡的许栋集团，召“诱佛郎机夷，往来浙海，泊双屿港，私通贸易。”许栋和李光头相继被明军朱纨剿灭，王直遂另起炉灶，自立为船主。“遂起邪谋，招聚亡命，勾引倭奴多郎、次郎、四助四郎等，造巨舰，联舫一百二十步，可容二千人，上可驰马。”
到嘉靖三十年（1551），汪直的私人贸易武装已成为中国沿海势力最强的海商集团，拥有兵众20余万人及载重120吨以上巨舰百余艘。这规模，堪与后世的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俩的海上郑氏王国相媲美。这期间，汪直不断地向政府提出开放海禁的要求，期求做一个合法的商人。朝廷不仅未答应，反而派总兵俞大猷围歼，汪直退至日本。此后，汪直开始报复明王朝，沿海抢掠，明政府竟抵挡不住。后来，汪直再次提出开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明政府难以在军事上战胜汪直，就采取了诱降策略。浙江总督胡宗宪将汪直的母亲及妻儿作为人质，汪直引颈受降。政府翻脸不认人，对其先囚后斩。
明人朱九德在《倭变事略》里对汪直评价曰：“王直始以射利之心，违明禁而下海，继忘中华之义，入番国以为奸。勾引倭寇，比年攻劫，海宇震动，东南绎骚。上有干乎国策，下遗毒于生灵。恶贯滔天，神人共怒。”直到今天，主流舆论还是这么一个口径。清人张廷玉修《明史》却说汪直“少落魄，有任侠气，及壮多智略，善施与，以故人宗信之”。《明书？王直传》说汪直在民间“威望大著，人共奔走之。或馈时鲜，或馈酒米，或献子女”。明朝平倭将领朱纨发现“三尺童子，亦视海盗如衣食父母，视军门如世代仇雠”。至于“杭州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总之，官方与民间、正史与野史对汪直的评价可以说是截然相反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仔细探究起来，不外有二，一是明朝的海禁政策，给沿海民众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甚至是引发他们生活苦难的主要因素所在，故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心底里反而欢迎王直等在海上进行贸易或走私的行为；二是海禁作为国家法令，政府自然需要执行和维护，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是坚守原则不放，故官方对王直的海盗行径是打击再打击。
这里涉及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国家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关系。王余佑深深理解在很多时候，国家利益不过是贪官鲸吞蚕食民脂民膏的借口，是那些软骨头奴才变态残害英雄好汉的毒牙利器，这里是牵涉到民心向背的大事，不可忽视，更不能忽略。王余佑最痛恨胡宗宪这样的忠臣，正是这些毫无脊梁一身媚骨的忠臣当道，为昏庸暗弱的皇帝和官僚利益集团做走狗，残害英雄好汉，践踏百姓生存权，才让大明朝一步步走向灭亡。
大明孽子 七十四江上争雄
红夷大炮终于响了，巨大的炮声震得筋疲力尽的朱慈悲坐到地上。仅剩的几十骑鞑子骑兵在炮声中撤了下去，马国柱这老狐狸就在这后面，可是朱慈悲却无力去追，也暗中庆幸差一点没让骑兵冲过来。朱慈悲检点伤员，高达七十多人，可见八旗骑兵的骑射不是浪得虚名。
朱慈悲草草包扎了伤口，告诉大家，我们马上要撤退了，伤员先撤，没受伤的断后，排好车阵，边退边射，命传令兵去告诉后方不要运炮过来了，装船撤退。
二冬没赶上打仗，还想争个断后的任务，朱慈悲说，现在最重要的是保证几条船的安全，你迅速做先锋，沿秦淮河到长江扫清沿路障碍，千万别被清军堵在秦淮河里。二冬领命而去。
现在加上二冬带过来的车弩足有一百八十个，朱慈悲把车弩分成三波，采取密集发射，不留射击空隙的办法，排成车弩阵型，逐渐演练熟练，准备迎战近万步兵。
马国柱的步兵早就把门板丢了，跑了八十多里山路，一个个上气不接下气，喘得呼哧呼哧的，面对城门排开的弓弩，面面相觑。
马国柱早就看出对面不过四五百人，能有多少只箭，他手里还应有八千多人，所以，集结完军队，私下伪善的面具，狰狞地命令手下士兵不记伤亡向前冲，畏缩不前者，立斩！
朱慈悲现在虽然人少，但是弹药充足，每个弩车上都有几百只箭，弩车依靠杠杆来拉开，比原来的弓弩省了很大的力气，不再用两人*作，也提高了射速，这样就可以在快速行进后退中仍然能开弓放箭，这是李向前的发明。
朱慈悲很快普及了李向前的发明，缴获来的床弩也改装成了车弩，比以前战斗力提高了不少，朱慈悲相信靠先进的车弩，自己带这四百来人足够能把马国柱带领的步兵拦在城外。
马国柱驱赶着步兵冲了上来，进入三百步，车弩就开始射击，射击完了退后开弓装箭再射，如行云流水般顺畅，城门瓦砾前三百步到两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