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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吃蜘蛛的人-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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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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