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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章

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8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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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接纳没有呢?恐怕没有。八月十六日,内阁首辅方从哲在入宫问安时请求:“圣体未愈,伏望清心寡欲,以葆元气。”{16}从此话看,朱常洛病中仍未检点,行乐不辍。大臣们把这样的消息带到宫外,第二天,御史郑宗周据此上奏道:“祈皇上抑情养性,起居有节,必静必清,以恬以愉,斯可祈天永命以绥【平安,安好,安泰】,如天之福。”{17}病倒已近一旬,居然仍需群臣劝阻他节制房事!也许那几位美眉是“狐狸精”变化而来,实在让人欲罢不能;也许朱常洛心中抱定“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宗旨,以“为人花前死,做鬼也风流”的大无畏精神,决计将享乐主义进行到底。

他确乎进行到底了,进行到“头目眩晕,四肢软弱,不能动履”{18}为止。

随后,命内医诊视。医生名叫崔文昇,此人按说也算一个名医,多年服务于达官贵人府邸,从不曾出过差池。可他给朱常洛开的药方,却教人看不懂。当时,朱常洛“两夜未睡未粥,日不多食”{19},孱弱已极,崔文昇却开了一剂“通利之药”,也即泻药,用后,“上【朱常洛】一夜数十起,支离床褥间”{20}。体弱如此的病人,竟用泻药?任何现代人,无须专门修过医学,也知“一夜数十起”,势必脱水,而使身体机能衰竭,别说体弱如朱常洛,就算一条壮汉,也禁不起这么折腾。这姓崔的,何以如此?他不可避免地招来重大怀疑,又引出郑贵妃为幕后主使的推测,以及东林党与浙党的彼此攻讦——这些,都是后话。眼下要紧之处在于,经过崔文昇用药,朱常洛的病况雪上加霜。

很奇怪的是,让崔文昇来治病,似乎竟是背地里悄悄进行的。东林党方面朝臣杨涟、孙慎行、邹元标、周嘉谟等人,乃是事后从别的途径才得知。当朱常洛由于服用“通利之药”病情加重后,杨涟专门上疏主张追究此事,朱常洛竟然还加以否认。他在八月二十二日发表上谕,声称:“朕不进药,已两旬余。卿等大臣,勿听小臣言。”{21}或许,他感到病之所起,有损脸面,于是极力避讳。但“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他已然做下,现在却一意遮掩,以致连治疗也偷偷摸摸,贻误更甚,这可能是他终于不治的更重要的原因。

一直拖到八月二十一日,他才公开承认患病,“召太医院官,诊视、进方”{22}。但为时已晚,没有什么办法了。

挨了几日,自觉大限将至。八月二十九日,召见首辅方从哲等,忽然语及“寿宫”,方等以为所问是去世不久的神宗皇帝陵寝事,朱常洛却指了指自己说:“是朕寿宫。”诸臣不敢妄答,都道:“圣寿无疆,何遽及此?”朱常洛心知肚明,又叮嘱了一遍:“要紧!”

此时,委实已是“病急乱投医”,听说有个叫李可灼的官员,自称有“仙丹”,尽管方从哲等告以“未敢轻信”,朱常洛仍命立即献上。

候在外面的李可灼被宣入内,并献上他的“仙丹”——即所谓“红丸”。马上召来乳娘,挤出人乳,以之调和红丸,供朱常洛服用。服下,居然当即便觉好转。诸臣出宫等候,不久,里面传话:“圣体用药后,煖润舒畅,思进饮膳。”众人一片欢腾,以为奇迹发生。这时是中午,到傍晚五时(“申末”),李可灼出来,阁臣们迎上相询,被告知:皇上感觉很好,已再进一丸,“圣躬传安如前”,大家可以回家了。{23}

然则,这红丸究系何秘密武器?它完全的名称是“红铅丸”。一见“红铅”字样,我们马上又想起嘉靖皇帝,他为求“红铅”,曾征选七百多名八岁至十四岁的少女入宫。没错,“红铅”就是经血。《广嗣纪要》说:“月事初下,谓之红铅。”历史上,出现过不少春药,如魏晋有“五石散”,唐代有“助情花”;“红丸”则是宋明较有代表性的春药,以红铅、秋石、辰砂等为配伍,用时另以人乳调之。从朱常洛服用后的表现看,红丸大概含有一定量的性激素,使其精神一振;药力刺激以外,也不排除所谓“回光返照”的作用。

诸臣松了口气,披着暮色,各自散归。“次日五鼓内,宣召急,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龙驭上宾”是皇帝死亡的避讳说法,好比说“御驾应邀到天堂做客去了”】矣,盖九月一日也。”{24}五鼓即五更时分,相当于寅时,现代时刻的三时至五时;卯刻,清晨六时至七时。旧历分大、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万历四十八年八月是小月,仅二十九天,所以文中“次日”,不是我们现代人习惯理解的八月三十日,而是九月一日了。归结一下:九月一日三时至五时之间,朱常洛病危,略微苟延,至六七点死掉。

朱常洛一生:熬了十五年,才被承认为太子;又熬二十四年,终于当上皇帝;当皇帝仅仅二十九天,就一命呜呼。对他,我们可用八个字盖棺论定:生得窝囊,死得潦草。

这种命运,是父皇朱翊钧一手造成的。包括被几位美女淘空身子丧命,也跟朱翊钧有关——派遣美女的,正是朱翊钧的至爱郑贵妃,等于不在人世的朱翊钧,假郑氏之手,仍旧给了他最后一击。

这一击,使大明帝国在短短一个月内,送走两位大行皇帝——还让第三位皇帝匆促登场。有的时候,黎民百姓也许一辈子都盼不来改朝换代,而1620年,每个中国人却不得不先后接受三位皇帝的君临。

通常,专制制度下,人们对最高统治者的更迭,寄予特殊的希望,幻想借这样的机遇,万物更新——因为除了这种机遇,人们实在无法指望拥有别的令现实稍加改变的可能。而在1620年,人们不仅不可以做这种指望,相反等待他们的,乃是一种令人束手无策的灾难。

那第三个坐到龙床上的人,甚至自己都毫无准备。所谓毫无准备,并不仅仅因为一个月内连续死掉两位皇帝过于突然——更严峻的困境在于,从来没有人对第三位皇帝接替和履行其职务,做过任何铺垫。朱由校是在没有受过一星半点皇帝角色培训的情形下,即位为君的。祖父一生自私寡恩的连锁效应,和父亲流星一般的君主生涯,共同作用于这位十六岁男孩。当父亲匆匆揖别人世之际,朱由校甚至连太子都还不是,也不曾正式接受过任何教育,头上秃秃,胸无点墨,本朝历来没有一个皇帝如此,跟他相比,顽劣不堪的正德皇帝,也足可夸耀自己登极之前在各方面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按惯例,传位诏书应该就皇位继承人的德行品学表示嘉许。就连朱翊钧,也能够在遗诏中这样称赞朱常洛:“聪明仁孝,睿德夙成。”而朱由校从父亲遗诏中,只得到可怜而空洞的四个字:“茂质英姿”{25},意思相当于“这孩子,长得蛮精神的”。向来虚浮的皇家文书,眼下竟也不知如何吹捧这位皇位继承人,因为他实在近乎一张白纸!

尽管如此,朱由校还是天经地义地走向龙床。1620年的中国,注定如此,只能如此。

沐猴而冠

也许,对一个新登基的皇帝不该使用这样的词汇,尤其在至今仍未走出对皇帝的习惯性敬畏心理的中国。

但是,我并未试图用这个词去贬低朱由校,或者谴责他,或者暗示不应该由他接替皇帝的位子。朱由校的继位,完全合法,那座金銮殿属于他,没有人比他的血统和资格更加纯正。

问题不在这里。

我此刻想到“沐猴而冠”这个词,是被它的幽默和喜剧色彩所打动。它描绘出一种最不和谐、最不相称、对彼此都颇为勉强苦恼的情形。在古人言,“冠”是一件极庄重、极尊严的事物,例如,脱离幼稚而成人要行冠礼,此前则只好称“弱冠之年”;孔子的高徒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26},认为如果是君子,死没什么,头上的冠是不能丢落的。然而,猴却是一切动物里,最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一员。把极庄重、极尊严的事实,加之于极不耐庄重与尊严的东西,这样的反差,已到极致;而且还“沐”而“冠”,先把猴子洗得干干净净,以便它看起来不那么邋遢。想出这词儿的,是太史公司马迁——他在《史记·项羽本纪》里说:“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也只有他这样的天才,才能在思想中凝聚如此透骨的幽默吧。

朱由校生于万历三十三年,公历1605年。很遗憾,他不属猴。这年出生的人,属相是蛇,但由此可见,人的性格与其属相实无关系。从诸多方面看,朱由校更适宜属猴。他以贪玩著名,太监刘若愚亲自观察,给了他生性“不喜静坐”的描述{27}。他尤其喜欢上树掏鸟窝,一次树枝折断,掉下来,几乎遇险。他并非只是性格上有猴性,命运亦复如是。在做皇帝整个七年间,他基本被魏忠贤、客氏这对狗男女当猴耍,本人也极其配合、听话,任由摆布,以致连自己的老婆、孩子亦不保——非不能保,竟然是置之不保,完全不可理喻。

人与猴是近亲。人类学意义上,形貌若猴的“毛孩”,被称为“返祖现象”。我们的天启皇帝朱由校先生,虽非“毛孩”,却发生“返祖现象”。他的“返祖”,不是长出毛茸茸的脸蛋儿与四肢,而是精神上重返“至愚至昧”{28}的原始状态。

何出此言?说来无人肯信:17世纪20年代的“中国第一人”,几乎是个白丁!我们由礼科给事中亓诗教给朱翊钧的一道奏折得知,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也即朱由校登基的前一年)三月,年已十五、作为皇太孙的他,自打从娘胎出来,迄今竟然未“授一书、识一字”!奏折原文是:

皇上【朱翊钧】御极之初,日讲不辍,经筵时御;为何因循至于今日,竟视东宫【朱常洛】如漫不相关之人?视东宫讲学如漠不切己之事?且不惟东宫也,皇长孙【朱由校】十有五岁矣,亦竟不使授一书、识一字。我祖宗朝有此家法否?

如非事实,丌诗教绝不敢这样理直气壮地提出来。况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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