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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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地，这股风气发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随口一句话，都有人赶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吮毫染墨，将它们变成诗词歌赋。

某年正月，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对大臣们说：我正想见见大家，老天就下了这么一场好雪（“天赐时玉”）。就冲这句话，时任礼部尚书的夏言，迅即写成《天赐时玉赋》献上，搞得嘉靖“大悦”。

嘉靖二十六年，例行的天下官员朝觐仪式之后，皇帝发表敕谕，这本属官样文章，“旧例套语耳”，却有个叫陈棐的给事中，居然将这篇敕谕“衍作箴诗十章上之”，但这回马屁拍到了马脚上，嘉靖大怒，认为陈某不自量力，胆敢舞文弄墨，自附圣谕：“欲将此上同天语【等同于皇帝的话】，风示【传播于】在外臣工，甚为狂僭。”指责他侵犯了皇帝的话语权。陈棐得到的处分是“降调外任”。此人“素善逢君”，认定拍皇帝马屁总应万无一失，不意这一次“求荣反辱”，想必他也只好背地里枉叹一声：真是伴君如伴虎啊！

不光孔孟门徒行此肉麻之举，神职人员也不甘寂寞。嘉靖十三年，朝天宫道士张某，发愤创作，连篇累牍写了一堆的诗。计有《中兴颂诗》二十一首、组诗《金台八景》《武夷九曲》《皇陵八咏》等。此外，但遇瑞露、白鹊、白兔等事，零零散散，“俱有诗上进”，简直是“颂诗专业户”。但张某不合于献诗之后，伸手讨要一篇官方序文，那意思显然是想把这些马屁诗以官方名义结集出版。嘉靖将此事“下部议”，让有关方面鉴定。“有关方面”的结论是，这些诗和它们的作者“猥鄙陈渎，僭逾狂悖，希图进用”。之如此，我的推测，一则张某创作过于“勤奋”，热情过高，“有关方面”早就不胜其扰，二则不能排除“有关方面”的人士心存嫉妒，不肯让他如愿以偿。结果，嘉靖看到鉴定书，也不耐细问，根据上述意见把张某抓到牢里关起来。

在“聪明人”看来，吟诗作赋并非歌功颂德的唯一方式，只要有心，方式无处不在，甚至更令被歌颂者感到愉快。下面的故事，是一绝佳之例。

嘉靖乃是“孝子”，在他眼中，母亲蒋氏系人间最仁慈、最高尚、最有道德的女性，这本来无可厚非。做皇帝后，他进而想在全国推行这个看法，让天下女子都奉蒋氏为典范——这就不讲道理了，但权力在他手里，别人也没办法。为此，他拿出一部手稿交给辅臣，是蒋太后所著《女训》，打算在全国发行。当时内阁首辅为张璁，次辅桂萼。张璁接到《女训》，“赞美，请上御制跋语于后”，请嘉靖亲自撰写一篇跋附于书后了事。这应对，尚属得体，不太过分。嘉靖本已同意照张璁意见办理，不料桂萼不肯省油，跳出来大献其谀：

《女训》一书，臣拜观详味。知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胚胎于此矣。

这话说得非常非常让人起鸡皮疙瘩，不译成现代汉语，恐读者有未尽解其作呕之处，试译如下：

《女训》这本书，微臣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反复认真学习，加以体会。由此才明白了大明朝所以承蒙天恩所赐，迎来伟大复兴，以及圣贤出世的局面，实在是始于并决定于那神圣的孕育过程啊。

“胚胎于此”之语，厚颜已极，不仅颂扬了《女训》这本书，暗中还美化了那次“神圣的受孕”。这并非我强加于桂萼的解读，他的的确确有神化嘉靖和蒋氏的意图，因为上述话语之后，他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让人眼珠子滚落一地的建议：今后，应该在所有怀孕的母亲中间开展“胎教”——原文如此，这是迄今为止鄙人所知最早出现的“胎教”字眼——而教材就是《女训》！桂萼以“将马屁进行到底”和“把蛋糕做大”的精神，深入展开论证。他建议：一、除《女训》之外，还应配备辅导教材，可将有关妇德的古诗搜集成篇，并且附上导读；二、从历代“哲妇”里选取十余人，运用她们的事迹，作为蒋太后思想的陪衬；三、再编一本图册，取材于皇宫后妃居处的绘画，以“花鸟寓目之物”形象地传达后妃之德，供学习者体会和感受。谈完“软件”，他转而对“硬件”建设出谋划策。此时，他狮子大开口，提出了令人震惊的构思——他要求政府投资，从中央到地方，全国普遍创办宣传蒋氏妇德思想、接受《女训》教育的女子专科学校：

令两京、布政司、府州县，各修官女学。设庙，奉先代女师【女性杰出历史人物】之神【牌位】。傍有廊，为习女工之所。中一堂，为听教之堂【课堂】。选行义父老掌其事。每年十月开学，十二月止。其教矇瞽【比喻尚未启蒙】之人以《女训》一书，教令讲解背诵，量与俸给【适当发工资，以为奖励】。提学官【教育督导者】岁考阅之。又欲选大家有家法之人为媒氏【官方媒人】，凡女七岁以上入学，习《女训》者，书其年月名籍，令之收掌。国有大嘉礼【遴选后妃】，按籍而取之。则太子必得圣女，诸王及士大夫家亦有士行之女配矣。

不知这是不是历史上中国第一份开建“国立女校”的建议书？谁说我们传统上无视女性受教育的权利？这可是明代一位总理级人物亲自提出的构想。假如撇开拍马屁的性质不论，平心而言，桂萼在这份建议书中还真展示了他头脑新锐、能够开拓进取的素质。开设妇女学校，借助教育手段培养掌握太后思想的专门人材——这样的思路，在现代也许毫不稀奇，可如果它出现在16世纪，你就很难不表示惊讶和佩服了。不但如此，建议书甚至连学校的规制、教学内容、考核方式、“毕业生”去向，全部一一考虑停当，看上去完全可行。只可惜，桂萼把这副脑筋用在了歪门邪道上，倘若施之于正经事，其才良可用也。

嘉靖原只想替母亲出一本书，却触发了这么辉煌宏大的马屁变奏曲。桂萼所拍的这个马屁，是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最具创意的马屁；其他常见的马屁，写颂诗颂文也好，立生祠搞偶像崇拜也好，刻碑勒石记载丰功伟绩也好……都不如这个有想象力。不过，有一点桂萼不够负责任。真要将这马屁实施，需要国库掏一大笔钱。在他，双唇上下一碰，哇里哇啦一通宏论，不费吹灰之力，嘉靖却拿不出这笔钱来。或因此，“蒋太后思想女子专科学校”终于并未办起来。

可能，这才是桂萼极其无耻之处。他明知吹牛不上税，而放胆把马屁往极致处拍，只赚不赔。时人谓之：“欲谀悦而迂诞不经，令人齿冷。”又道：“古人云：人之所死，其言也善。验之此公，殆不其然。”｛54｝拍这马屁是桂萼去世前一年的事，人们诧异于已然没几天好活的人了，他为何不能释意宠辱，还干这种丑事。

对此，笔者倒有一解。嘉靖年间歌功颂德的风气，有一些属于投其所好、希图进用，另一些则别有原因。后种情形，尤其发生于官居高位、功成名就者身上。这些人其实无利可图，如果一定要探究他们图什么，我以为也只是图身家性命可保而已。他们太了解皇帝陛下的禀性，对他的顺从、歌颂和崇拜是无止境的，必须达到“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这是他们在嘉靖时代混碗饭吃的宿命。否则，不能“爱君”，恐“不能有其身”｛55｝。

桂萼的马屁拍得是很过分，但显而易见，主要含意都是用心揣摩过嘉靖本人的内心，从中提炼出来的，譬如“天启中兴，圣贤继出”这句话，实际上反映的正是嘉靖的自我评价。有件事明确证明了这一点。蒋太后死后，追其谥号时，嘉靖授意定为“安天诞圣献皇后”。“诞圣”云云，特指蒋氏生产了他这么一个“真龙天子”。耐人寻味的是，嘉靖同时将朱元璋高皇后的谥号也改掉，从“承天顺圣”改作“成天育圣”，这个“育圣”是指高皇后生下了成祖朱棣——这究竟何意？普遍的看法是：“盖其时，世宗自谓应运中兴，功同文皇之靖难。”｛56｝高皇后“育圣”，他母亲蒋氏“诞圣”，他是以此自比为“再定天下”的朱棣。

所以，桂萼的马屁并非乱拍，那正是嘉靖屁股的痒痒处。当他下颁《女训》于阁臣，明智如桂萼者，一眼瞧出嘉靖此举之“痒”痒在何处，就挠了个他舒舒服服，如此而已。其实大家都这么干。即以改高皇后谥号一事论，原来的谥号，着重表述的是高皇后对朱元璋开国立业的“助赞”之功，嘉靖一改，重点却放到诞育朱棣的层面，其间为私忘公之弊非常明显，假使大臣仍有责任感，无论如何要据理抗争，但当时政府中的几位显要，李时、夏言、严嵩，都不曾道半个“不”字，“但知逢迎上意，容悦固位而已。宗庙大体，彼岂暇顾哉”。

可是倘若不这样，就要冒屁股被打烂的危险。嘉靖是很喜欢打人家屁股的。“廷杖”这折辱士大夫的刑罚，明代历朝都用，但只有嘉靖年间才是家常便饭，而且严重程度往往不止乎屁股被打烂。我们固然能从“杀身以成仁”的角度，去鄙薄桂萼抑或夏言、严嵩们，那是他们品行不够高大完美，但这并不足以令我们把他们看成坏蛋。假如皇帝本来不恶，臣子却把他教唆恶了，自然是奸臣，但如果皇帝坏在前头，臣子只是没有胆量阻止他的坏，那么，责任显然不应该由臣子来负的。

嘉靖所奉行的，正是“两条腿”方针：歌功颂德，如若不然，就打屁股。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而动辄打屁股，不好指望有太多的勇夫。

《国榷》作者谈迁，是一位很严谨的史家。他在论述嘉靖统治的历史影响时指出：“狡伪成风，吏民相沿，不以为非，亦一代升降之关也。”｛57｝作为对全部明史做过大量而透彻研究的学者——他“对史事的记述是十分慎重的，取材很广泛，但选择很谨严，择善而从，不凭个人好恶”｛58｝。——谈迁的意见应该是颇具分量的。其以上所论，清楚点出：世风大坏自嘉靖年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