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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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野获编》为使他们的事迹不被埋没，特地在“嘉靖初议大礼”这一条中“略记于后”。被提到的有：历城县堰头巡检方濬、致仕训导陈云章、革退儒士张少连、教谕王价、原任给事中陈洸、锦衣卫革职百户随全、光禄寺革职录事钱予、致仕县丞欧阳钦、光禄寺厨役王福、锦衣卫千户陈升、湖广璧山县听选官黄维臣、广平府教授张时亨等。把这份名单从头看到尾，眼前很难不浮现一幅“小人物狂欢图”（里面甚至有个厨子也赶来凑热闹）。
上述诸人，有不少在进言之后官复原职，甚至得到提拔。嘉靖的做法，不唯给希意干进之人打开方便之门，更主要的是，等于明白无误地对全体儒生阶层表示，在“君子”与“小人”之间，选择后者会比较有好处。
后来，这努力终于收获了一个最极端的“先进典型”，此人名叫丰坊。说起此人，他一家跟“大礼议”有着极不寻常的渊源。当年左顺门请愿事件中，他的父亲、翰林学士丰熙是骨干分子，“率修撰杨慎等诸词臣，于嘉靖二年，痛哭阙下，撼门长跪，力辩考兴献之非”｛49｝，随后遭受廷杖，“濒死”，捡了条命，下狱，流放。到嘉靖十六年，圣旨特赦当年因抗议而被流放的诸臣，“独丰煕、杨慎等不宥”，同年丰熙死在流放之地。丰煕是这样一个精忠之士，丰坊自己在左顺门事件中，曾随父伏门跪哭，也受了廷杖，事后丢官。衡以士大夫的正统道德，他们父子本属一门两代忠义，实乃莫大光荣。但这个丰坊，居然在嘉靖十七年上书，“请加尊皇考献皇帝称宗”。“称宗”，只有实际统治过国家、有自己年号的皇帝才可以，如果兴献皇帝称宗，别的不说，单单大明王朝的历史如何叙述就会造成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这件事，丰坊拍马屁倒在其次，而是这马屁拍得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哭笑不得，就连严嵩那样一个惯来俯首帖耳的老滑头，也感到荒诞不经，小心地奏告嘉靖：“称宗则未安。”但嘉靖却不管安不安，“上必欲行【丰】坊言”，而且把同样持反对意见的户部侍郎唐胄关到监狱里去，严嵩见势不妙，赶紧改口，奉命，“进献皇为宗”。消息传出，丰坊的行径让所有人震惊不已。他刚刚死了父亲，“距其父殁时，尚未小祥也”；小祥，是三年丁忧期的一个阶段，时间为死者丧后的十三个月。依礼，丁忧之期，即便在职官员，也要去职守孝而不问政治，丰坊却公然献章邀宠，而且所谈是这样一种严重背叛乃父生死以执的政治立场和人格精神的内容，简直等于在亡父脸上狠狠扇了一耳光。为此，沈德符送给他八个字：“不忠不孝，勇于为恶。”真是诛心之论。
丰坊以最极端的方式，将朱厚熜对士林风气的摧折凸现出来。
封建帝王喜欢臣下顺从，不喜欢他们违拗，乃是常情。不过，由于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儒家伦理对君臣关系的独特约定，合格的君主应该容纳正直的臣子，而臣子也应该以正直的品格来对君主尽忠，所以虽然皇帝骨子里都反感“直臣”，但较“好”的皇帝会装出喜欢的样子，不善伪装者会对“直臣”施以解职、谪贬、夺俸、体罚、治罪直至杀头的惩处，这样的事情很普遍，然而却有一道底线，即：皇帝无论怎样打击“直臣”，他也不可以去鼓励臣子谀上，手中晃动糖果，把他们引上这条路。嘉靖之前，明朝再不堪的皇帝，包括武宗在内，都不曾逾此底线。武宗与大臣之间的冲突，较嘉靖有过之无不及，但他的应对，除了斥退、罚俸、打屁股，就是敬而远之，采取“不合作主义”，自己躲得远远的，并未试图将大臣统统变成应声虫。
嘉靖的恶劣，不在于廷杖打死若干人，不在于将反对派发配戍边，不在于张贴“奸党榜”，而在于公然表彰阿附。谁站到我这边来，我就赏以官爵，就让他越过一切的常规和考核复职晋职。这种奖励卑微人格的做法，将百余年来明代士林基本保持住的端正风气大为削弱。基本上，杨廷和走后，嘉靖年间的内阁就不再有正人君子，杨一清、张璁、桂萼、方献夫、夏言、徐阶，包括严嵩在内，这些人本质上都不算坏人，有的还是能力颇强的政治家，但他们都认清了一条，对皇上必须逢迎，绝不可以再抱着先师孔孟的教诲不放，在认为对的事情上坚持己见。嘉靖的确达到了他的目的，无论发生什么，身边再没有大臣敢于作梗，最终他总是能够如愿以偿。然而，士大夫的灵魂越来越猥琐，心计越来越伪巧，处世越来越油滑。机会主义盛行，厚黑之术发达。这些，他是不在乎的。鼓励阿附，分化瓦解了士大夫。虽然心术不正之人历来就有，但从前在统一的道德准则的强大压力下，那种人是见不得天日的，现在倒好，阿附有功，投机有理，终于“勇于为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了。
另一种摧折士大夫的办法，是让他们歌功颂德。
专制政治，必辅以个人崇拜。这是现代人的经验。质诸中国帝权时代，反倒未必。古代的帝王们，虽无一例外都享受着臣下的歌颂赞美，然而那是仪式化的，是一种“概念崇拜”——被崇拜的是君权这概念本身，极少有针对皇帝个人的。作为个人崇拜，历史上几乎看不到，纵然很雄伟的君主也都没有去发动针对他本人的歌功颂德，无论嬴政、刘邦、刘彻、曹操、李世民、赵匡胤或者朱元璋。基本上，帝权时代君主固然至高无上，但个人崇拜并不流行。这一点，很多人存在误会。
但嘉靖年间，却出现了古代少有的个人崇拜高潮。当时的观察家这样评价：“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多。”｛50｝为什么？因为朱厚熜本人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世宗朝，凡呈祥瑞者，必命侍直撰元诸臣及礼卿为贺表，如白龟、白鹿之类。往往以此称旨，蒙异眷，取卿相。”｛51｝祥瑞，是所谓吉利之物，被人穿凿为并且嘉靖自己也认为是上苍对于国泰民安、形势大好的表彰，是世逢有道明君的佐证。
因此，各种祥瑞纷至沓来，累盈御前。仅嘉靖三十七年，据礼部上报，仅仅各地献来的灵芝即达一千八百零四株。更有为投其所好，而不惜制假者。陕西有名唤王金的庠生，从太监手里重金盗买宫中各地所献灵芝一百八十一株，粘成所谓“芝山”献上，得到赏赐；不久，王故伎复施，又将一只乌龟背甲分涂五色（古以五色象征东西南北中，至今北京中山公园社稷坛仍存“五色土”），诡称天生“五色龟”，这次效果更佳，嘉靖非但不疑，还下谕礼部称之为“上玄之赐”｛52｝，告太庙，命百官表贺，并超授王金以太医院御医之职。
只要有人进呈祥瑞，嘉靖必命大臣撰写文章，大肆宣扬。越是这样，进呈祥瑞的也越多，不断催生新的歌功颂德的文章，事情就像滚雪团一样越滚越大。
嘉靖十年，郑王朱厚垸献上两只白鹊，朱厚熜大悦，专门举行仪式，献于太庙，特意送往两位太后宫中观看，又“颁示百官”；一见陛下如此隆重地对待这两只鸟儿，群臣不敢怠慢，马屁赶紧拍上，“鹊颂、鹊赋、鹊论者盈廷”。
这当中，不时有些始料不及的故事发生。嘉靖三十七年四月，胡宗宪从浙江献一只白鹿，礼部尚书吴山就此及时上了贺表，很称嘉靖的心意，得到“特赏”。但过了不久，这个吴山却被嘉靖勒令“闲住”，原因是最近有一次日食发生，他老先生大约觉得日食不算什么吉祥的事，未上贺表，可皇帝陛下偏偏认为日食也是祥瑞，而吴身为礼卿居然不上贺表，一生气，就让他“闲住”了。
又一次，嘉靖所心爱的一只“狮猫”（不知何样，大约很稀有吧）死掉，“上痛惜之，为制金棺葬之万寿山之麓【一只金棺呢，有志探宝者不妨留意，万寿山即今景山】”，这不算完，又命身边承旨的大臣们都为这畜生写悼文。想那御前诸臣，一律进士出身，个个是文章高手，此番却被一只死猫难倒，“俱以题窘不能发挥”。唯独一个叫袁炜的学士，高屋建瓴，提炼出“化狮为龙”的主题，最惬圣意。结果就因此文，袁某“未几即改少宰【古称，此处指吏部侍郎】，升宗伯【古称，此处指礼部尚书】，加一品入内阁”，不过半年之内，连续跳升几级。
袁某的文章一定很狗屁，不过，好就好在很狗屁，其他大臣搜刮枯肠而写不出，亦因他们没能放下架子去做狗屁文章。说穿了，其实也很简单。无非是要像吹捧皇帝本人一样，吹捧那只“狮猫”，参透这一点，“化狮为龙”的主题是不难想到的。
写了狗屁文章的袁某，嘉靖不惜重奖，令其数月间骤贵。可见，除了“勇于为恶”外，他也鼓励士大夫们“勇于狗屁”。有没有效果？当然很有效果。狗屁文章一时满天飞。天台县知县潘渊，煞费苦心制成《嘉靖龙飞颂》献上，此文“内外六十四图，凡五百段，一万二千章，效苏蕙织锦回文体”。织锦回文体是一种文字游戏，顺读逆读皆成文，如“打虎将将虎打”之类，这位潘知县能够以这种文体，搞出五百段、一万二千章，估计头发都掉光了，真够难为他的。
当时还有一副长联，难度也相当不小，也堪称“杰作”：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53｝
此联对得是异常工整，严丝合缝。然而，内容猥琐无耻之极，无一字不是屁话。国家取士、养士，却让他们的精力和才华都消耗在这种事情上，可悲可叹！
渐渐地，这股风气发展到嘉靖的例行公文乃至随口一句话，都有人赶紧作为文学创作的主题，吮毫染墨，将它们变成诗词歌赋。
某年正月，有一天下了很大的雪，嘉靖对大臣们说：我正想见见大家，老天就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