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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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父亲”符号的空缺，要么会使人的成长失去方向，要么会置人于权威瞬间瓦解、底线突然溃散的境地。朱厚照不仅面临着这样的局面，更糟糕的是，他同时还被赋予巨大无边的权力，成为“老子天下第一”的皇帝，这对于他原本极富破坏性的人格，不啻是如虎添翼，令所有人束手无策。
儒家伦理这套系统仍在运转，试图发生作用，然而在“少年天子”急欲释放对“无父状态”欢欣鼓舞的心态面前，它简直就是一个笑柄。先帝遗言“东宫聪明，但年少好逸乐。先生每【们】勤请他出来读些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几位老臣安敢忘怀？根据祖制，明代的天子终生实行制度性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儒家经典、“祖宗”的训诫与箴言以及国家地理等，形式主要有“日讲”和“经筵”两种，前者为日常功课，后者为专题性的较深入的经典讲座。弘治所谓“勤请他出来读些书”，指的就是辅臣应该帮助新君把“日讲”和“经筵”坚持下去。我们从《武宗实录》中看到，从朱厚照即位的弘治十八年，到改元后的正德元年、正德二年，围绕着“圣学”之事，朱厚照与大学士刘健、李东阳等人反复拉锯周旋，彼此扯了近两年的皮。一方以先帝嘱托为由，锲而不舍，反复劝学、奏请复讲，一方则想方设法加以拖延推辞。
弘治十八年十月，刘健在奏章中说：先帝去世以来，进讲一直没有恢复。原来考虑到“梓宫在殡，圣孝方殷”，便将此事搁置下来。眼下，丧事全部料理完毕，天气即要转寒，再拖下去，进讲就要等到明年才能恢复（按规定，严寒季节或盛暑之时，皇帝学习可以暂停），因此，他请求无论如何于十一月初三重开日讲。｛44｝朱厚照勉强同意，但复讲之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维持不过月余光景，至十二月十四日，即“以天寒暂免”｛45｝。这一免，就免到了翌年二月。正德元年二月，举行了朱厚照当皇帝后的第一次经筵，由李东阳、谢迁分别讲授《大学》首章和《尚书·尧典》首章。但是到三月份，我们却又看到刘健的这样一个奏章，说今年二月二日肇开经筵，“然自开讲以来，不时传旨暂免”，统计下来，一个多月里“进讲之数才得九日而已”。
想必是被朱厚照折磨得太苦，老首辅这篇奏章忍不住把话说得比较重一些了，他引用了孟子的一句话“一日暴之，十日寒之”，作为对朱厚照品行的批评；然后他又着重反驳了朱厚照用以逃避读书的几个借口，比如“两宫朝谒”和“择日乘马”——刘健指出“乘马等事似与讲学两不相妨”，为何乘马就不能学习了呢？至于“慈宫问安”，“往来不过顷刻”，益发谈不上会影响学习，而且“以顷刻之问安而废一日之学业，恐非所以慰慈颜承尊意也”。这番话，不光是批驳了，隐约也在揭露正德说谎，并责备他有负父母期望，相当不留情面。
朱厚照却不为所动，依旧我行我素。五月，他借口天气“炎热”，将“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式的学习，也索性中止，下旨“至八月以闻”｛46｝。等到八月，却赶上大婚，只好再次推后，迟至九月三日才重开日讲。可是十月间，我们又从李东阳所上奏折里得知：“近日奉旨停免日讲，至明年二月以闻。”屈指算来，从五月借口天热停讲，到九月复讲，总共讲了不过“十一二日”，现在又传旨停讲，而且一直要到明年二月再提此事。也就是说，在几乎整整一年当中，朱厚照的学业都是荒废的。李东阳在奏章中苦劝：“冬至节尚远，天未甚寒，停止讲读似乎太早……伏乞收回成命仍旧日讲。”但结果是“不纳”｛47｝。翌年即正德二年的二月，三起三落的讲学恢复未数日，旋又罢停。三月李东阳上疏，称：“比奉旨罢日讲，伏望特降纶音，仍旧日讲。”未见答复。这也是我们最后一次看见辅臣就学习、读书一事进本督促和恳求朱厚照，双方持续两年的劝学与反劝学的拉锯战，最后以朱厚照的胜利而告终。
在整个过程当中，朱厚照把他对读书、对圣贤之道的反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为了躲避读书、躲避责任、躲避圣贤之道，他说谎、搪塞、耍赖、装聋作哑、出尔反尔，使出浑身解数与朝臣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刘健、谢迁、李东阳等人虽有弘治遗命在身，名义上又是朱厚照的老师，但这些身份的“合法性”，在一个无知然而身为天子的少年面前，被证明没有任何意义。这场劝学与反劝学斗争的实质，实际上是承认或者拒绝“为君之道”，绝不止是读不读书的问题。从一开始，朱厚照就借这件事，明白表明他断然不肯就范于儒家伦理所规定的“君主”理念。反过来说，刘健等人渐渐也觉察到危机远比日讲、经筵不能恢复或屡被中断严重得多，正德元年六月，刘、谢、李三老联名上疏，用两句话来概括朱厚照登基后的表现：“视朝太迟，免朝太多；奏事渐晚，游戏渐广。”｛48｝这透露出他们的不满已从读书方面发展到对朱厚照的君德产生质疑。
秦始皇之后，中国大部分时间都维持着大一统格局，其基本缘由之一，在于汉代以来国家治理一直建立在“皇权＋文官”统治这样一个基础之上。反观中世纪至现代民主政体之前的欧洲，以教会、世俗君主和贵族武士的三足鼎立为基本权力结构，不能实行真正的中央集权，所以那里时常处于四分五裂之中。中国的大一统，至关重要的是文官系统的环节，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士大夫阶层。它的基本功能在于作为一个中介，承担君权与民间社会之间的通讯，范仲淹之名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再好不过地演绎了这个阶层的特性。
但是，以往在粗疏和大而化之的阶级批判的误导下，中国人对自己历史上的封建统治机器有许多概念化的错误认识，尤其不知道、不了解帝权与文官系统之间的真实关系，以为后者对于帝王一味效忠服从，沆瀣一气。其实，严格地讲，文官系统或曰士大夫集团并非唯皇帝马首是瞻，它有自己的理念、准则和职业操守，那便是儒家伦理。儒家伦理里面的“道”是高于一切的，包括作为具体个人的君王。创始人孔子已经注意区分“国家”与“君主”的概念，将国家置于君主之上，认为君主的正义性（合法性）来自于“国有道”，来自于国民的拥护，所以说：“国有道则民昌，此国家之所以大遂也。”｛49｝“君以民存，亦以民亡。”｛50｝“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51｝亚圣孟子进一步发挥孔子的思想，毫不含糊地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52｝亦即，在百姓、国家、君主三大要素里，君主是最次要的。不宁唯是，孟子还彻底认定一旦君权失道，其被推翻是合理合法的：“顺天者存，逆天者亡。”｛53｝“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54｝在君主制时代，这样的思想不可谓不激进。
不错，士大夫确有“忠君思想”，“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并非虚言。但如把士大夫的“忠君”看做忠于皇帝本人，却完全没有搞对。士大夫所忠之“君”，乃是合乎其理念之君，并非某位坐在龙床上睡眼惺忪、打着哈欠的人。当一位人君是这副德性的时候，真正的士大夫是绝不服从的，相反，会拼着性命去纠正他。只要君主的所作所为不合圣人之道，士大夫宁可不要脑袋也要尽其批评之责。明代士风尤其如此，抗争极其惨烈，因为不屈而死于廷杖之下者绵绵不绝。这就是所谓的“文死谏”。但士大夫为谏而死的时候，与其说为昏君尽忠而死，不如说是为自己心目中有关君主的那种理想而死，这才死而无憾，死得心甘情愿。士大夫里当然也有小人、懦夫直至巨奸大恶之徒，但若论士大夫的纯正之义，则他们之所以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出现和存在的理由，便是充当维系国家与百姓之间关系的纽带。对于老百姓，他们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者、行使人和君权的捍卫者；而对于君主，他们却站在国家整体利益——亦即儒家伦理所主张的体现出辩证关系的君、民相互依存的共同利益——立场上，在效忠君主的同时，不弃批评、纠谬直至抗争之责。简而言之，士大夫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只平衡器，两千多年的封建中国能够基本保持大一统、超稳定的生态，这个人群的作用至关重要。
搞清楚士大夫阶层的这种性质，方能对朱厚照同朝臣间冲突不断、愈演愈烈的现象看得比较透彻，进而弄懂他为什么明明知道太监、近幸之流像蛀虫一样几乎把国家整垮，却仍然那样倚信这一类人。
很简单：对朱厚照来说，士大夫是一股异己势力，是处处为难他、制约他，不让他随心所欲、快活度日的捣蛋分子。而宦官亲随等辈，才是可任意驱策的地地道道的家奴。这些人从不会对他说半个“不”字。非但如此，凡自己想做之事，想满足之欲望，这些人无不百般奉承，竭尽全力帮他实现；此外还有一条，或许更重要，那即是，他必须集结和培植属于自己的力量，张大此辈权势，来与朝臣抗衡。至于这些人品质有多坏，在外面又是怎样为非作歹，朱厚照毫不关心——他就关心一点：谁是我的人？
同样的问题，如果换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将有截然不同的思考。但在只想堕落，且唯恐堕落得不尽兴的朱厚照的脑袋中，唯存一个逻辑：顺我者亲，逆我者仇。众鼠辈吃准了这一点，皇上喜欢什么，他们便给他什么，而且只要给就一定给得很足！朱厚照想要的，无非是声色犬马，于是，他们就献鸡犬、戏文、乐舞，导引他出宫游冶花花世界，让他醉生梦死。大臣们觉得这些人明明是在害皇帝，正德自己可不这么认为。他觉得他们才爱惜他，体贴他，真正对他好。大臣越是咒骂这些人，他就越发认定这些人是知己是依靠。凡是敌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