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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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

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有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棡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来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他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的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我们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以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他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经营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

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他所动用的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

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174｝

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咂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辆车、二十多万民夫、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

一次北征即如此，他竟然总共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

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

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

其实，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他为了一己之私，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

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迫朱权入关。

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给，给予】三卫，以偿前劳。”｛175｝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将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

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他所以侥幸逃此骂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的污点，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并非劲敌，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

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而出卖国家利益；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患无穷。

顾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史研究是极重要的著作。其对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等，无不详述。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的意义时，它这样说：

大宁，居遵化【在河北，后为清东陵所在地】之北一百里，沿山海【即山海关】以逮【及、至、直到】独石【即长城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县北，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一墙【指长城】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指明朝初年】建谷、宁、辽三王……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176｝

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可以同时扼制蒙古、女真两部，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因此，“正统已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至【祸根是由大宁内撤种下的】”｛177｝。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尤为惨痛的是，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关系也很直接。明亡后，痛定思痛，有人将矛头直指朱棣：

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末年、末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意谓明代末年未能尽其职责的边臣，实在有其难言之隐】。而迹其始境【追溯其由来】，宁不罪有所归哉！｛178｝

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绝对意识到了。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他仿佛拍着胸口说：有朕亲自坐镇北京，不时加以征讨，区区“胡虏”不足忧虑。

也可能在他脑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至于寒碜“诸夷”，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即足压制。看来，所谓“攘外必先安内”果然是历来中国独裁者们的共识，他们的全部精力总是放在消灭内部异己势力上——老慈禧不也有言曰“宁与洋人，不与家奴”吗？

道德化暴君

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的作为，也的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

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

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

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作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石虎｛179｝之流。

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的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

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这概念，一面意味着帝国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帝国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现在宋代。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这也是两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理学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转化为“行”，实践性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