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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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视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我们该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的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的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的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以忍受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150｝。
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
有明都燕【明朝以北京为首都】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妄入，擅自进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疲惫，困乏，衰败】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以上论迁都北京过于靠近边防前线，极不利于国家安全，并数度造成严重危机】？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这两句是批评北京远离经济发达地区，致大量物力空耗于输送过程，在道路和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这的确会额外增加巨额费用而造成浪费】，皆都燕之为害也。｛151｝
「对外用兵」
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是安南国，南部是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
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的名单，安南就在其中。
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152｝。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
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竟然还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
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了“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
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
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153｝
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154｝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了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封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
有了承诺而背弃之，就很有点理亏了。
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刻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
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在越南的境遇，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疲于奔命，焦头烂额。
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消解；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明军从安南脱身之事被迅速提上议事日程。
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他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155｝。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156｝。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两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157｝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此事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
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
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的角度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的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做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158｝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凋敝为代价。
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