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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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69｝。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岂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70｝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71｝

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与可怜，但从另一角度看，历史也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的低迷更是可怕的内伤。起因不过是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

恶之花二：倚用宦官

由太监｛72｝而起的误国殃政的弊端，是中国古代史的特产，因为太监乃刑余之辈，所以通常也把这种政治灾难称为“阉祸”。而历朝历代，阉祸最甚的当数汉、唐、明。进而又须交代，明代阉祸本来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发展到成为导致明代亡国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乐皇帝朱棣之所赐。

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个叫曹参芳的学者正忙于编撰他的一部历史著作《逊国正气纪》。“逊国”，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后世替朱棣找台阶下，回避他篡位的事实，用朱允炆“逊国”即主动让位的说法来遮掩。等到这本书写成之时——“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这本书探讨国家救亡之道——当时明要亡的迹象，实在比较清楚了——所谓对“正气”的重申与呼唤。可惜，没等到他写出来，明已经先亡掉了。但他对可以视为明亡国之因的一些总结，仍值得一观。其中有一段写道：

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朱元璋】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朱允炆】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朱棣】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绁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73｝

列阉祸为明代乱政且逐步导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对这种趋势与过程叙述得相当简洁，一目了然，普通读者透过这区区两百来字，已可周详了解明代阉祸的由来和发展：第一，在朱元璋时代，宦官是被严格控制使用的对象，严格程度甚至历来没有，“止供撒扫”，他们只是做纯属清洁工性质的服务人员，所以没有发生阉祸。第二，朱允炆继位后发起不少对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独这一条不改，且严上加严，所以也没有发生阉祸，但导致一部分宦官暗心衔恨，里通燕王，帮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权阴谋既已得逞，为着多重目的（稍后述），彻底改变由朱元璋制订、朱允炆坚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当做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开启明代深重的阉祸之门。第四，祸门既启，坏例已立，以后历代阉祸愈演愈烈，作恶巨珰层出不穷，作者列举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这些大太监都曾甚嚣尘上。像魏忠贤，搞到忠良见戮，百官争相当其走狗，甚至活着的时候享受专祠奉祀；而正统年间的王振，竟活脱脱亲手断送英宗皇帝，让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虏。

曹参芳履历天启、崇祯两朝，对于魏忠贤如何把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满朝歪风邪气，亲有体会，他知道阉祸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乐年间，所以才深切怀念“逊国正气”的吧？

阉宦的起源颇早，可能商代就出现了，至少可以确知周代是有的，《周礼·天官冢宰》有“奄”之称，郑玄对此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不过那个时候，宦官用于宫廷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难考。从制度化角度看，我还是认为宦官阶层形成于秦代（含秦国）比较稳妥。因为中国君主专制这种思想萌芽于秦国，中国的第一个封建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创立者。太监（宦官）的本质意义，即是体现、从属和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意志，成为君主专制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化建构，亦即宫禁制度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发挥过什么好作用吗？没有。不要说好作用，两千多年来，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说表现良好了。

我们所知此类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他是秦国的大宦官，侍奉嬴政（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宠信，封长信候，挥霍无度，势力巨大，门下家僮数千，宾客千余，俨然国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能与丞相吕不韦抗衡。直到有人告发他其实是个假阉人，阳具不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欢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风流女子，当年是艳都邯郸的一名歌伎，后被吕不韦买下，并在被吕不韦腹内留种的情况下送给秦国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后来当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嬴政），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岂知嫪毐居然进行武装反抗，两军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被杀。

嫪毐之事，可以说已开启了所谓阉祸的典型范例。一是这种人一旦发达，往往势可倾国；二是这种人一旦作乱就非同小可，干得秘密些是致使宫掖生变，如果追求惊天动地，则能够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

以后兴风作浪的宦官不胜枚举，如赵高那样把持朝政、指鹿为马者有之，如汉“十常侍”那样导致一个朝代崩解者有之，如宪宗被杀、穆宗得立之后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废立者亦有之。许多中国人受旧小说旧戏的影响，以为中国的事，都坏在曹操、高俅那样一些涂着大白脸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内廷权阉的危害，远在外廷奸臣之上。

这样的惨痛经验，已积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时候，并不需要很高智商也可以认识到，必须严防太监干政。所以他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74｝他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

扼制太监，不使他们参与政治，很对。不过，朱元璋将太监的危害归诸他们的人品天生较别者为劣，却毫无道理。太监也同样是一个脑瓜、一副身子，并非三头六臂、恶魔投胎。如果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专制的产物。因为对自己的极权严防死守，信不过外廷大臣，将太监们倚为心腹而导致的结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关系，一面是上下级关系，一面却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而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另一面，至于过于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总之，太监辈“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

朱元璋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不过从汲取历史教训的角度出发，他要与太监们保持相当距离的决心，还是蛮大的。明白表示，绝不能用为耳目心腹，也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是朱元璋“干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铁的纪律”。他立下规矩：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不识字，便阻断了太监参政的途径；万一还有人不自觉，居然敢于干政，那就杀头。

朱元璋基本践行着自己制订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则更严格。所以从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监没有飞扬跋扈的例子，而且应该说日子很不好过。

朱棣夺位，太监很出了一把力。嘉靖年间的大名士王世贞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朱棣起兵以后，与政府军作战，费了很大劲三年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