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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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不扣的独夫，是比秦始皇更极端的大独裁者；然而，跟很多独裁者相比，他却没有太大的祸国殃民的表现——虽然我们前面说过他对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极度排斥，但终其在位三十一年的情形看，他在行动上还是努力恢复民生，让老百姓有地种、有饭吃，让孤寡鳏老有所养，自诩并且也特别愿意别人把他评价为惜民爱民的仁君。
暴君和仁君，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的大悲剧。
阅读有关他的史料，不论正史、野史，我们都感到自从当上皇帝之后，朱元璋的行止，包括心理，都一直处在鲜明的矛盾之中。比如，他一面让自己成为一个对血腥和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太子朱标、太孙朱允炆培养成过于仁柔的人。对此，甚至朱元璋自己都有些无所适从。
当意识到朱标性格过于慈善时，他曾试图加以改变，以至于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同时也是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朱元璋不光逮宋濂二子下狱，且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父子心性之迥，竟至此乎？
其实，有子若此，恰恰说明朱元璋内心矛盾的两面，否则，朱标不会被教育成这样。而且这种教育不仅从朱标身上体现出来，也继续延至太孙朱允炆。朱元璋在遗诏中指定朱允炆继承皇位时（朱标不幸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对他有四字评价：“仁明孝友。”朱允炆的仁厚较诸乃父有过之而无不及。父亲早死，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又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太过严苛】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假使朱允炆不是迅速被叔父朱棣推翻篡位，从他的禀性和当政时的作为来看，也许真能出现极权专制而得仁君的奇迹。
但这是不可能的。恶的极权与善的仁政，水火不容；并且恶肯定会战胜善，因为这种恶来源于体制，而这种善仅仅是个人修养，后者的脆弱不堪一击。朱元璋缔造了一种本质上恶的体制，却把太子、太孙依仁厚之君的标准来培养，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种体制，不啻于置其于瓿内焙烤。体制如此，那个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必然胜出；极权天然地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
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宝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46｝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47｝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能笑得出来吗？｛48｝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
不是朱棣不重亲情，实在是皇位的魅力太大太大，而父皇创下的体制又赋予他夺取皇位的天然便利。放眼望去有什么力量能制衡他？别说制衡，就是有能力伸出手指头扯扯他衣袖的人也看不到。那亲民仁爱的侄子守着一座空空荡荡的京城，别人看他高高在上，握着空前巨大的权力，而在朱棣自己看来，这学生娃小可怜儿手上其实什么也没有，是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父皇英雄一世，糊涂一时。这样的权力岂是一介书生消受得了的？它只能属于跟它一样强悍的人！
历史竟如此幽默吗？在孝陵地宫里注视着身后事的朱元璋，看到他“劳神焦思”、“日夜精思”建构起来，理应固若金汤、万无一失的帝权，如此轻易地崩溃、垮掉，他会想到什么？也许，他会有一种被皇四子、现在自封为永乐皇帝的朱棣所击败的感觉。也许，他会沮丧地承认：在对极权的认识上，燕王比他这个老子更深刻。也许，他还在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朱允炆推上以“极权”为材料制成的皇位，却又让他仁义为君。
其实，朱元璋最惨重的失败在于，他别出心裁且身体力行想要证明的既当“独夫”而又不当“民贼”的政治路线，被事实彻底否定了。明朝十六位皇帝，一大半是标准的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朱棣、窝囊废朱祁镇｛49｝、色鬼朱见深｛50｝、活宝加孽障朱厚照｛51｝、炼丹癖朱厚熜｛52｝、悭吝鬼朱翊钧｛53｝、弱智大王朱由校｛54｝……论祸世害民的本事，个个有一拼，谁都不让着谁。虽然历史上的皇帝从来没几个好东西，但劣坏到这么普遍的程度，以前各朝代确实未见可与明代相比者。
绝对的权力，绝对邪恶。
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是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者那种造就了独夫的政体，最终必将祸害人民。
注释
｛1｝元顺帝年号。
｛2｝我个人不把汉之代秦，视为农民暴动的结果。汉之代秦，应属于战国以来“秦－六国”互动关系的进一步演变，陈胜、吴广起义只是这种关系的先期效应。此意，杜牧的《阿房宫赋》分析解释的极是：“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
｛3｝｛4｝《明史》，列传第十四。
｛5｝《明史》，列传第二十。
｛6｝《御制皇陵碑》。
｛7｝《皇明本纪》：“【太祖】复入皇觉寺，始知立志勤学。”
｛8｝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9｝孟昶，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后主，公元934年－965年在位。国亡，降宋，封秦国公。传此人穷奢极欲，连撒尿的便器，也是玉器镶着宝石做成。但后人有疑此为宋太祖赵匡胤为败坏孟昶名誉而编造的故事，与这说法相矛盾的，据说孟昶主蜀期间，颇受百姓爱戴。
｛10｝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
｛11｝解缙：《天潢玉牒》。按，此书原不著撰者名氏，但明《纪录汇编》、清《胜朝遗事》收编此书时，题为解缙撰。此说有一定合理性，因《天潢玉牒》系朱棣篡位后，出于涂改历史需要，推出的诸种出版物之一，而解缙作为当时的主要文臣，很可能会主持它的编写。姑存疑。
｛12｝无名氏：《翦胜野闻》。
｛13｝《国初事迹》。
｛14｝“三杰”，指萧何、韩信、张良。
｛15｝李善长，封韩国公。
｛16｝徐达，封魏国公。
｛17｝刘基（伯温），封诚意伯。
｛18｝邓士龙辑：《国朝典故》，野记一。
｛19｝孟森：《明清史讲义》。
｛20｝《明史》，志第五十三，食货一。
｛21｝韦庆远：《明代黄册制度》。
｛22｝孟森：《明清史讲义》。
｛23｝无名氏：《皇明本纪》。
｛24｝《典故纪闻》，卷一。以下所述诸事及朱元璋言论，多据此书，不赘一一。
｛25｝朱元璋画像，最著名的有两幅，一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悬于南京明孝陵享殿内；前者系宫廷画工美化修饰的结果，后者才接近朱元璋真容，现在中学课本上的朱元璋像所依据的就是这一幅。
｛26｝｛27｝《明史》，列传第十五。
｛28｝《翦胜野闻》。
｛29｝《国朝典故》，野记一。
｛30｝陈友谅的头号大将，曾在鄱阳湖一役中险些活捉朱元璋。
｛31｝被红巾军创始人刘福通奉为主，称帝，建国号“宋”，纪元龙凤。朱元璋一直尚奉其号；韩林儿死后第二年，改称吴元年，又明年改国号“明”，改元洪武。
｛32｝《玉堂丛语》，言语。
｛33｝《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34｝郎瑛：《七修类稿》，卷三十四。
｛35｝同上，卷三十七。
｛36｝赵翼：《二十二史劄记》，卷三十二。
｛37｝皇甫录：《皇明纪略》，七。
｛38｝《明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
｛39｝祝允明：《野记》。
｛40｝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高太史启。
｛41｝徐釚：《本事诗》。
｛42｝《孟子·梁惠王下》。
｛43｝《孟子·万章下》。
｛44｝《鲒埼亭集》，卷三十五。
｛45｝《明史》，列传第二十五。
｛46｝建文名臣，朱棣破南京后被捉，宁死不屈，被夷“十族”。
｛47｝李文忠之子，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后，朱允炆任其为大将军迎敌，屡屡大败。《明史》评曰：“贵公子，不知兵，惟自尊大。”朱棣军迫都城之际，李景隆伙同谷王橞开门迎降。
｛48｝事实上，蓝玉在世时就曾第一个发出燕王心怀不轨的警告。他北征纳哈出归来，以自己的观察进言太子朱标：“臣观燕王在国，阴有不臣心。”而野史记载，蓝玉事发，也正与朱棣的挑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