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床大明王朝六位皇帝-第1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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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迷信，还有更奇特的。某晚，崇祯得梦，梦中神人在他手掌上写了一个“有”字，他困惑不解，讲给百官听，请他们解释。百官当然拣好听的说，“众皆称贺”，说这个“有”字代表“贼平之兆”。马屁声中，却忽然有人大放悲声，众视之，是内臣王承恩。崇祯惊问何意，王承恩先请皇帝赦其不死之罪，而后开言：“这个‘有’字，上半是‘大’少一撇，下半是‘明’缺一日，分明大不成大，明不成明，神人暗示，我大明江山将失过半。”｛202｝——这是真有其事，或系后来人所编捏，无考。但那王承恩三月十九日陪着崇祯一道吊死煤山，却是真的。

也是在这一天，甲申年元旦，李自成在西安启用国号“大顺”和年号“永昌”。倘若四个月后，他并非昙花一现地从北京消失，是日就将作为永昌元年载入史册，而“崇祯十七年”则不再被人提及。

三天后，大顺军兵分两路，径奔北京而来。一路之上，摧枯拉朽，明军望风而降，除少数几座城池（例如代州）略有攻防，大顺军基本是以行军速度向京师推进。据载，三月一日到大同，八日便至宣府；十五日早上通过居庸关，午间就已抵达昌平，比一般的徒步旅行者速度还要快！

话分两头。虽然通讯不灵，信息迟缓，但李闯杀奔北京而来的消息，还是不断传到紫禁城。从二月起，至自杀前最后一天的三月十八日，朱由检“每日召对各臣”。单这一个来月，他的出勤率，兴许就顶得上他的天启哥哥的一生。几代皇帝逍遥、荒怠与挥霍所欠下的沉重历史债务，统统要他一个人来还，而且还根本还不清！

缺德、作孽，这样的罪愆简直可以不提，崇祯想还也还不起。眼下，一个最实际的难题，一个燃眉之急，他就无法解决——没钱。谁都无法相信，泱泱大国之君，几乎是一个破产的光棍。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

崇祯十六年十二月八日，一个年轻人奉调来京。他叫赵士锦，是隆庆、万历年间名臣赵用贤之孙。他被工部尚书范景文推荐，补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一职，因此赶上了历史巨变的一幕，在此后的一百二三十天内，历经曲折，翌年四月中旬逃脱闯军控制，辗转南归。后来他将这离奇经历写成《甲申纪事》及《北归记》两篇文字，句句目击，极为真实，不啻为描述1644年甲申之变的报告文学杰作。后面我们将在很多地方引用他的讲述，这里先自其笔下实际地了解朱由检最后时日的财政状况。

赵士锦到任后，先被分派去守阜成门，三月六日接到通知，接管国库之一、工部所属的节慎库，三月十五日——城破前三天——办理交割。他在《甲申纪事》和《北归记》里重复录述了清点之后的库藏。《甲申纪事》中说：

十五日，予以缮部员外郎管节慎库。主事缪沅、工科高翔汉、御史熊世懿同交盘。……新库中止二千三百余金。老库中止贮籍没史家资，金带犀盃衣服之类，只千余金；沅为予言，此项已准作巩驸马家公主造坟之用，待他具领状来，即应发去。外只有锦衣卫解来加纳校尉银六百两，宝元局易钱银三百两，贮书办处，为守城之用。

《北归记》中说：

库藏止有二千三百余金。外有加纳校尉银六百两、易钱银三百两，贮吴书办处；同年缪君沅云：“此项应存外，为军兴之用。”予如是言。

多年守卫国库的老军，对赵士锦说：

万历年时，老库满，另置新库。新库复满，库厅及两廊俱贮足。今不及四千金。

赵士锦感慨：“国家之贫至此！”

赵士锦亲眼所见，因此知道国家确确实实一贫如洗。但外界一般都不信、甚至不能想象国库之虚已到这种田地。当时百官以及富绅，都认为崇祯藏着掖着，拥有巨额内帑，却舍不得拿出来。这也难怪，崇祯的祖父万历皇帝当年搜刮之狠和悭吝之极的性格，给人印象都过于深刻。元旦那天早朝混乱之后，崇祯接见阁臣，议及局势，众臣都敦促皇帝以内帑补充军饷，崇祯唯有长叹：“今日内帑难告先生。”｛203｝然而无人肯信。明亡之后，仍有人批评崇祯小气，如杨士聪、张岱等。甚至将闯军逃离北京时携走的拷比得来的三千七百万两金银，传为掘之于宫中秘窖。这显然不可能。崇祯身家性命且将不保，留此金银何图？“国家之贫至此”，是城破之前赵士锦以目击提供的证言。

以这点钱，不必说打仗，就算放放烟火，恐怕也不够。关键在于，皇帝与其臣民之间完全失去信任。崇祯到处跟人讲国家已经无钱，所有人的理解，都是皇帝哭穷和敲诈。三月十日，最后关头，崇祯派太监徐高到周皇后之父、国丈周奎家劝捐助饷，先晋其爵为候，然后才开口要钱，周奎死活不掏钱，徐高悲愤之下质问道：“老皇亲如此鄙吝，大势去矣，广蓄多产何益？”｛204｝徐高的问号，也是读这段历史的所有人的问号。周奎究竟是何种心态？简直不可理喻。唯一可能的原因，就是他大概也和别人一样，认定崇祯自己藏着大把金银不用，还到处伸手索取。如果他并不怀疑内帑已尽之说，想必应该比较爽快地捐一些钱，让女婿拿去抵挡农民军的。否则，朝廷完蛋，他显然不会有好下场，这笔账他不至于算不过来。归根结底，他根本不信崇祯没钱打仗。

从二月中旬起，崇祯下达捐饷令，号召大臣、勋戚、缙绅以及各衙门各地方捐款应急，共赴国难，“以三万为上等”，但居然没有任何个人和地方捐款达到此数，最高一笔只二万，大多数“不过几百几十而已”，纯属敷衍。又谕每一大臣从故乡举出一位有能力捐款的富人，只有南直隶和浙江各举一人，“余省未及举也”｛205｝。大家多半不觉得皇帝缺钱。

然而，不相信皇帝没钱，只是“信任危机”较为表层的一面；在最深层，不是钱的问题，是社会凝聚力出了大问题。危急时刻，若社会凝聚力还在，再大的难关仍有可能挺过。

一个政权，如果长久地虐害它的人民，那么在这样的国度中，爱国主义是不存在的。爱国主义并非空洞的道德情怀，而是基于自豪和认同感的现实感受。否则，就会像甲申年的明朝那样，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最需要爱国主义、同心同德之际，现实却无情地显示：根本没有人爱这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沉沦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面对它的死亡每个人都无动于衷——不仅仅是那些被损害者，也包括曾经利用不公平和黑暗的现实，捞取过大量好处的人。

崇祯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处境。当他向勋戚、宦官、大臣和富人们求援时，全部碰了软钉子，他们想尽办法不去帮助这个快要完蛋的政权。搪塞、撒谎、漠然，好像这政权的崩溃符合他们的利益，好像这政权不是曾经让他们飞黄腾达，反而最深地伤害过他们。

一再催迫下，国丈周奎抠抠索索捐了一万两，崇祯认为不够，让他再加一万两，周奎竟然恬不知耻地向女儿求援。周皇后把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千两私房钱，悄悄交给父亲，后者却从中克扣了两千两，只拿三千两当做自己的捐款上交崇祯。旬日之后，闯军拷比的结果，周奎共献出家财计银子五十二万两、其他珍宝折合数十万两！

大太监王之心（东厂提督，受贿大户）如出一辙。捐饷时只肯出万两，后经闯军用刑，从他嘴里掏出了现银十五万两，以及与此价值相当的金银器玩。

捐饷令响应者寥寥，崇祯改以实物代替现钱，让前三门一带富商豪门输粮给前线部队，同时给打仗的士兵家属提供口粮，以为较易推行，但同样被消极对待，不了了之。

我们并不明白，这些巨室留着万贯家财打算做什么，但有一种内心活动他们却表达得明白无误，即：无论如何，他们不想为拯救明王朝出力。

连这群人都毫不惋惜明王朝的灭亡，遑论历来被盘剥、被压迫的百姓？此情此景，崇祯不得不在脑中想到一个词：众叛亲离。

人心尽失。钱，或者可以买来一点士气，然而也筹不到。没有人可以在人心、士气皆无的情况下打仗，就算去打，也注定要输。

那么，三十六计，走为上！打不赢就跑，这总是容易想到的。很多对于崇祯吊死煤山感到奇怪的读者，一定会问：他干吗不跑？惹不起，躲得起；偌大个中国，何必非死守一个北京不可？

否。崇祯当然想到过逃跑，而且这件事还成为明朝常见的空耗唾沫的争论中的最后一次。

最早是谁先提议的，已不大能搞清。《三垣笔记》说：“上以边寇交炽，与周辅延儒议南迁，命无洩。”｛206｝周延儒下狱，在崇祯十六年六月，果有此事，则崇祯与他商量南迁的事就应该在这以前。然而，谁动议的呢？周延儒，还是崇祯本人？另外请注意，引起动议的原因是“边寇”，不是“流寇”。《明史·后妃传》则记载，崇祯的皇后周氏提过这样的建议：“【周后】尝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问之，遂不语，盖意在南迁也。”｛207｝周皇后老家在苏州，所以由她想到这个点子，比较自然。从史传所述语气看，她说这话的时候，有点旁敲侧击、欲言又止的试探状，好像是在“道人所未道”。时间不好判断，“寇急”既可解为“边寇”，亦可解为“流寇”，所以可能是在崇祯十五年底清兵再次突破长城、大举进入中原时说的，也可能是李自成杀奔北京而来之后说的。

姑且假设，最早是周皇后的“微言大义”启发了丈夫，崇祯心中留意，悄悄找首辅周延儒商量。商量的时候，崇祯知道事情关系重大，专门叮嘱“无洩”。然而还是走漏了风声。懿安皇后张氏——也就是天启皇帝的张皇后——得知后，找到妯娌周皇后，对她说：“宗庙陵寝在此，迁安往？”这话的意思就是，列祖列宗都在这里，能扔下不管吗？这个质问很严重，相当于“数典忘祖”的指责。崇祯大窘，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