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就是这么回事儿-第7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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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基洛夫得到的反对票最少，只有3票；而斯大林得到的最多，292票。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下令将选票销毁，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并列得到3张反对票。斯大林得以继任总书记，而基洛夫任政治局委员、党中央书记、中央组织局成员。斯大林曾建议基洛夫到莫斯科工作，基洛夫没有同意，仍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十七大以后，斯大林感到，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政治局势。
03。基洛夫被刺杀
迷雾重重的刺杀案
1934年12月1日，是基洛夫的一个正常工作日，也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这也是即将席卷全国的镇压狂潮掀开序幕的一天。这一天傍晚，当基洛夫走进列宁格勒州委机关所在地斯莫尔尼宫，向州委第二书记办公室走去，当他在走廊里停下脚步开门时，一颗子弹射中他的脖子。他摇晃一下，转了半个身子，就一头栽倒在镶木地板上，鲜血从伤口里向外冒。
凶手尼古拉耶夫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而且有证据表明，在这次谋杀之前，他曾几次企图暗杀基洛夫，企图靠近基洛夫时曾被其警卫人员逮捕。可奇怪的是，不久之后刺客就被内务部释放了。这引起了基洛夫警卫人员的警惕，但内务部告诉他们，这事用不着他们去管，并以收缴个别警卫人员的党证相威胁。最后刺客带着武器再次潜入斯莫尔尼宫，惨案就此发生。诡异的是，在基洛夫遇刺时，平时戒备森严的列宁格勒州委大楼空无一人，不见一个警卫；基洛夫遇刺倒地后，大楼警卫人员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一样突然出现，将凶手按倒在地。
更令人奇怪的是，基洛夫的警卫队长被提去接受审讯，他是被用有篷的大卡车接走的，里面还有几个手持铁棒的契卡（“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设委员会”俄文缩写的音译）人员，一人坐在司机身旁。不久，基洛夫的警卫队长死了。当时医生做了“鉴定”，指出他是因车祸而死。他们当中有些人活到苏共二十大时才说，鉴定书是被迫做出来的，警卫队长是被很粗的铁棒打死的。
借谋杀案树权威
从基洛夫被刺案的发生，以及整个侦查过程可以看到，有一只有力的手，在指挥着整个事件的进行，这绝非尼古拉耶夫的个人行为。因此，无论斯大林是否指使过这次谋杀，他都会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件事消灭他的对手。
当时，基洛夫由于自己的才华，在全国的影响力不断增长，到1934年时成为党内仅次于斯大林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而且他独立性强，才能出众，善于团结工人，坚持自己的观点，不会附和斯大林的意见，并且有时能赢得多数票。斯大林的猜疑与嫉妒就此爆发。而共产党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着选举基洛夫来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斯大林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将“基洛夫被刺事件”变成他树立党内绝对权威以及建立完全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步骤。因此他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优秀干部，以及大批无辜的人。而在以后，他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的阴险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他却充分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为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为20世纪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特别程序”危害大
1934年12月1日晚，根据斯大林的建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各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典的决议》，规定对各个加盟共和国现行《刑事法法典》在“侦查和审理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有关事宜”进行如下修改：凡属恐怖组织和对苏维埃政权工作人员进行恐怖活动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能超过十天；控告结论在正式开庭审判前一昼夜交给被告；原告、被告双方都不参加审判；不接受判决上诉书和豁免请求书；极刑判决被宣布后立即执行。
当时，很多干部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接受这个严酷与专横决议的同时，也为自己挖掘了坟墓。这是斯大林战胜敌方、清洗大批党内干部最有力的武器，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什么能保护自己了。斯大林再指挥内务部时就可以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任何人都可以被说成是人民的敌人，是阴谋集团成员。
这个后来被称作“特别程序”的规定，为政治清洗中采用非法手段罗织罪名、迫害异己打开了方便之门，成为斯大林随心所欲清洗政治对手的工具。此后，肃反运动被逐步推向高潮。
当时，斯大林的一名亲信——苏联总检察长维辛斯基叫检察官们放心，不要有任何顾虑。他在1937年3月份一次检察工作会议上宣称：“大家应该记住斯大林同志的话，在社会生活中，在我们自己的一生中，总有这样的时刻——法律成为过时的东西，而应该被撇到一边。”他又从学术上论证了一个前提：“即在国家的罪行中，被告的口供是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证据。正因为如此，内务部才不惜以一切手段逼取口供。”
1934年12月22日，苏联政府发表侦查基洛夫案的通报，首次提到有一个名为“列宁格勒总部”的恐怖组织，说尼古拉耶夫就是这个组织的成员，该组织主要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成员组成。12月27日，苏联政府公开关于“列宁格勒总部”的控告结论，确认基洛夫被杀是该组织指使所为，并说谋害基洛夫是该组织谋害斯大林和党的其他领导人的长远计划的一部分。在立即处死尼古拉耶夫后，1935年1月15日对“总部”主要成员进行了审判，季诺维也夫等人坚决否认自己与基洛夫案有任何牵连，尽管拿不出证据，法庭仍判处季诺维也夫有期徒刑10年，加米涅夫有期徒刑5年。
接着，苏共中央向全国党组织发出秘密信，要求各地动员所有力量深挖敌人，由此开始了遍及全国的大逮捕，制造了无数冤案。清洗名单是逮捕人的重要依据。保安机构要负责提出“可疑分子”的名单，并按照一定的标准把他们加以分类。根据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公布的材料，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名单斯大林都亲自过目，由他或他最亲密的同事，例如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或伏罗希洛夫，来决定名单上那些人的命运。
04。残酷的大清洗
含义模糊“两面派”
在1935年至1936年初，镇压与逮捕在国内与党内并没有遇到明显的反抗。虽然这些镇压引起了一些党员极大的不安，但没有发生任何有组织的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使得斯大林更加大胆地实行他的清洗计划。
随着恐怖大清洗的加剧，作为专政机关的内务人民委员会，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部门。斯大林把它变成自己的权力工具，扩大了人员编制。斯大林在1937年二三月份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为他的镇压清洗制定了一个理论依据。
在这次全会上，斯大林提出了一个论点，即随着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发展，阶级斗争日益激化。他宣称：党内仍有隐藏的日本、德国和托派奸细阴谋集团。在这次全会上，除已有的“破坏分子”“代理人”“叛徒”这些字眼之外，又多了一个新的含义模糊的词——“两面派”。从此，在处决党的干部时，就常常使用这个词。大规模的镇压与清洗，很快便降临到苏共与苏联人民头上。
多人被处以极刑
为了给“大清洗”披上“合法”外衣，1936年8月19日至24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举行了第一次公开审判，被告是所谓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总部”成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米尔诺夫等16人。在审讯中，法庭没有出示任何证据，所有的指控都建立在被告的“交代”和“承认”上，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告的“供词”被作为定罪的依据。
法庭最后宣布，季诺维也夫等人与已被驱逐出境的托洛茨基相勾结，主使谋杀基洛夫的罪名成立，判处16名被告死刑并立即执行，没收全部财产。判决后不到24小时，报纸即报道：“死刑已经执行。”这次审判，对所有被告都处以极刑的做法，导致了以后更大规模的镇压。
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的“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的第二次公开审判。被告中的著名人物有皮达可夫、拉狄克、索科尔尼科夫、谢列勃里亚利夫。这些人过去是布尔什维克和苏联出名的活动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和苏联国内战争，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是托洛茨基的积极拥护者，为此被开除党籍。
在20世纪30年代初，他们实际上和托洛茨基断绝了关系，恢复了党籍，并在各人民委员部出版机构及其他单位中任领导职务，但还是被指控“接受托洛茨基指示”，“背叛祖国，从事侦察和军事破坏工作，实行恐怖和暗害勾当”。与第一次公开审判的程序一样，17名被告中皮达可夫等13人被判死刑，拉狄克等4人被判处10年或8年监禁。
由于拉狄克在受审时交代他与布哈林、李可夫55等有“罪恶的联系”，1937年2月底，布哈林、李可夫在出席中央全会时被捕。3月初，苏共召开中央全会，斯大林在会上做了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托洛茨基主义已经“变成了一伙暗害分子、破坏分子、间谍和杀人凶手组成的寡廉鲜耻的无原则的匪帮，他们按照外国谍报机关的指示进行活动”。
受审者安慰审问者
1937年2月23日，苏共中央宣布把布哈林、李可夫开除出党。次年3月，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对所谓“右派…托洛茨基联盟”进行了肃反运动中第三次公开审判。布哈林等21名被告被以“谋害罪”和“叛国罪”起诉，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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