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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青少年版)-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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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曾国藩万万想不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论曾国藩与左宗棠的交往及其关系》,王澧华,《安徽史学》)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不过如果能预知后来左宗棠加给他的种种难堪和伤害,曾国藩就会发现这次回绝实在已经是太客气了。



如果说初次见面,左宗棠认为曾国藩缺乏才干是因为对曾氏缺乏了解,那么,合作数月后,左宗棠应该充分认识到曾国藩刚健有为、英明强干的一面。然而他对曾国藩的评价却仍然这样低。这就不仅仅是“恃才傲物”所能解释的了。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来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十五岁成为秀才,二十岁中举,本以为接下来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途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

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咸丰四年三月,左宗棠重新出山,成为新任湖南巡抚骆秉章的高参。而此后不久,湘军宣布练成,开驻长沙,准备进行长沙保卫战。曾左二人自然再次开始打交道。

咸丰四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亲率湘军首次出师,进攻驻扎于靖港的太平军。曾国藩对这一战寄予极大希望,以为自己费尽心血打造出的这支劲旅肯定会旗开得胜,不料结果却是大败而归。曾国藩沮丧羞愤之下,投水自尽,幸被部下救起。回船以后,曾国藩仍然寻找机会自杀,“其志仍在必死”。湖南官员闻此消息,无不幸灾乐祸,唯左宗棠闻讯立即从长沙缒城而出,到湘江船上看望曾国藩。

虽然下意识地对曾国藩反感嫉妒,但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奇男子,伟丈夫。虽然对曾国藩的才干不以为然,但他很清楚,像曾国藩这样有血性肯任事的高官大吏天下罕见,这支新练成的湘军已经是大清天下为数不多的希望,曾国藩的生命安危已经关乎天下大局。所以,在曾国藩最需要支持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

曾左两人具体聊了些什么,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见到的最直接的资料是光绪八年左宗棠所作的《铜官感旧图序》。左宗棠在这篇回忆文章中追忆此事道:

其晨,余缒城出,省公舟中,气息仅属,所着单襦沾染泥沙,痕迹犹在。责公事尚可为,速死非义。公目不语,但索纸书所存炮械、火药、丸弹、军械之数,属余代为点检而已。

就是说,左氏来到船上,看到刚被捞上来的曾国藩气息奄奄,神情狼藉,衣服上还沾着河里的泥沙。左宗棠责备曾国藩此举糊涂,说胜负乃兵家常事,刚刚失败一次就自寻短见,你怎么对得起皇上的信任,怎么对得起天下百姓?

曾国藩尴尬羞愧,只能嗔目不语。等左宗棠说够了,才让人拿来纸,写出所剩军火的数量,请左宗棠帮他查点一下。

应该说,左宗棠的指责是有道理的。胜败兵家常事,初遇失败就要自杀,这实在不是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心理素质。左宗棠挺身而出来看曾国藩,是情;大义凛然责备曾国藩,是义。这样看来,左氏此举,诚可谓情义交至。

但是左宗棠的表现其实并不是这样恰当而完美,他的回忆其实有所避讳。李详《药裹慵谈》中说,左宗棠在这次会面中,曾当面嘲笑曾国藩为“猪子”,也就是湖南话笨蛋之意。如果说《药裹慵谈》是孤证的话,那么王运的那句“左生狂笑骂猪耶”则可作为旁证。左宗棠对曾国藩,不但责以“大义”,还曾冷笑讥嘲,破口痛骂。骂他这么点小事都转不过脑筋来,实在笨得像猪。

原来左宗棠对处于极度痛苦之中的朋友,就是这样“安慰”的。乍听起来有点骇人听闻,不过细想一下,倒也符合左宗棠的天生炮筒子脾气。与以后左宗棠多次对曾国藩的无理谩骂相比,这一骂毕竟光明正大,目的是想骂醒曾国藩。只是遇事一根筋的曾国藩被骂之后,似乎一时并未猛醒,还是默默准备着再找机会自杀。幸亏此时湘潭大捷消息传来,另一路湘军取得了大胜。这场胜利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这一消息立刻使曾国藩转悲为喜,从床上跳了下来。

湘潭大捷确立了湘军的声望。曾国藩在湖南的境遇也立刻大大好转,应骆秉章之请,重新搬回长沙办公。曾国藩与左宗棠同处长沙,两人过从甚密,“无一日不见,无一事不商”。左宗棠不但是骆秉章的高参,也成了曾国藩的高参。

然而性格上的冲突却导致二人的合作再一次落入低谷。

湘潭大捷后,湘军又连获武昌、半壁山、田家镇三处大捷。在官兵处处望风溃逃、不堪一击之际,湘军却一枝独秀,成了大清王朝的中流砥柱。曾国藩因此难免踌躇满志,露出不可一世之态,以为太平军可举手而平。而一直冷眼旁观的左宗棠却认为,连胜之后的湘军全军上下都已经显出骄态。将士皆骄,是军事之大忌,也是由盛转衰之机。所以他致书曾国藩,批评他存在轻敌思想,说湘军此时“将士之气渐骄,将帅之谋渐乱”,要求他提高警惕,以防大的闪失。

左宗棠的出发点当然十分良好。但问题是他的书信风格一贯是满纸批评,“书辞傲诞”,把曾国藩置于比白痴强不了多少的角色上加以劈头盖脸的训斥。

此时的曾国藩今昔对比,已经不再是被湖南通省官员看不起的灰溜溜的“落水狗”,而成了大清王朝的救星。他修养再好,此刻也不免“颇露骄愎之气”。况且壮年时的曾国藩脾气其实也很暴烈,内心深处的骄傲一点也不亚于左宗棠。曾左两人都以“刚强”闻名。左宗棠的刚是竣烈严厉、锋芒毕露之刚,他曾自谓:“丈夫事业,非刚莫济。”而曾国藩的刚虽然是外柔内刚,但强度丝毫也不逊于左氏。他说自己:“素有忿恨不顾气习,偏于刚恶。”(晚年他还说自己“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可见他脾气暴烈的一面。)两刚相遇,必有一伤。在长沙他对左宗棠虽然表面上一直笑脸相迎,但是越谦虚的人其实自尊心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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