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如是别传-第1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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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陶庵集附有陈树德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壹陸“和陶诗”序云：“辛已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贰壹“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昔岁登龙忝，郞君丽泽专。南垞镫火屋，北沜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跷遂摩燕。”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已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镫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贰拾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沜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跷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已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千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叁贰“黄蕴生经义序”云：“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尔师之文乎哉？尔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
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蕴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荊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四库全书总目壹玖拾“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稟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着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同书凡例云：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
红楼梦第捌贰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孺“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答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壹柒叁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
又顾纯恩寓疁杂咏“父命千金犹不顾，未须惆怅柳蘼芜”诗注所言“（河东君）为落花诗，诸名士悉和，程孟阳讽（陶庵）先生为之”之事，则今存河东君诗中固无“落花”诗，初学集耦耕堂存稿诗等，自崇祯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馆于牧斋家之时期，其所作诸诗亦不见类似和落花诗之题目，怀祖之言未识何据。检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怀祖所记或因是致误。若谓孟阳讽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诗言，则孟阳己身尚不肯和牧斋此题，岂有转讽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记似较近于事实也。
由此言之，钮严两氏所记陶庵不肯和诗之事，揆之情理，当必可信。但玉樵谓蕴生偕牧斋门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缁仲宜之兄弟。据有学集贰叁“张子石六十寿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学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暨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盖李氏兄弟与侯黄二氏皆喜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蕴生教其子，极为可能也。或又谓此“门下客李生”乃毛子晋之舅氏李孟芳。检初学集壹伍丙捨诗集上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元旦后立春前所作“次韵答东邻李孟芳”诗云：“度阡越陌最情亲，乞米分甘念我贫。”又牧斋尺牍载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可见钱李二人关系之密切。其第壹通即托以料理先茔之事者，则知牧斋固尝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和李孟芳山中话旧”一题，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钱牧斋韵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斋韵”之前，此诗有“十载相怜病与贫”及“残腊檐梅初放蕚”之句。故据时地及人三者之关系言之，玉樵所谓“李生”，恐舍孟芳莫属矣。但鄙意后一说较迂远，仍以从前说为是。）至钱氏家，居浃月，孟阳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笺属陶庵和之，则殊不知陶庵实以崇祯十二年春间至常熟就牧斋家塾之聘，而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始过半野堂，“居浃月”之误自不待言。又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与河东君结褵于松江舟中，在此时以前松圆便以“如君”称河东君，亦未免过早矣。至于修能所记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一事，自是实录。盖牧斋作催妆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已夏间，此年杪冬陶庵始辞去牧斋家馆，傥陶庵肯和催妆诗者，牧斋必收入于东山酬和集中矣。惟严氏述蕴生不肯和河东君诗事，若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圆在牧斋家之短时间内，则殊可能。不过修能记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之后，叙述次序稍涉掺混，未免时限不明耳。至顾怀祖谓孟阳讽陶庵和河东君落花诗一事，则更失实，前已辨之矣。
除东山酬和集中无陶庵和诗可以证明钮严之说外，茲尚有一强有力之证据，即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载“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一首是也。此诗既与河东君无关，自不收入东山酬和集，但一检其排列次序，则知有待发之覆。牧斋编列其诗什本依作成时间之先后，此可据集中所载之诗不分体而依时之例推知者。今此五古在初学集中列于“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七律之后，（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题下多“延河东君居之”并附注“涂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已无立春。当日历官定历绝无一年重复两立春及一年无立春之理。郑氏此类之误，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牧斋诗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祯十三年二月之节气也。）揆之牧斋编次其诗之惯例，殊为不合，盖冬至为十一月之节气，反列于涂月二日之后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颠倒失常之由，岂因此五古一首实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为较迟之时间，或在十二月所补成，追加入集，遂未详察其编列次序先后之不合耶？
此五古中牧斋引述礼经史事，以自解其不亲祭祀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