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摇晃的中国-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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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据说俄国十月革命后也有过。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回忆说，革命后的工厂工人，动辄就不开工了。一问，他们开会决议休息了，说，都革命了，工人说了算，不能苛待自己。后来大革命时期的武汉，也有类似的事，工厂的工人，动辄开会决定给自己发很高的工资，但却不干活，给自己放假。逼得老板逃之夭夭，工厂倒闭。只是这种革命后的民主症，在辛亥革命期间，主要表现在军队里，越是经受过革命前宣传的老兵，就越是热衷于民主和平等，军队的纪律就只好受委屈了。
说起来，士兵们最在乎的，其实是平等。这种平等，跟会党有关。会党内部固然也有等级，但理论上帮里不分大小，都是兄弟。即使龙头大爷、舵把子，也不能随意欺负小兄弟，比如睡了小兄弟的媳妇，则兄弟伙都不答应，一样三刀六洞。抢了东西，也要均分，所谓的大爷，就是分得均，行得正，并没有太多的特权。革命后的龙头大爷做了官，但这种帮会的平等，却伴随着革命党人对西方概念的引进，进入到革命队伍里，所以，这些人的官，做得也不大像官。所不同的是，革命后平等的落实，有时需要通过民主程序，开会商议，出决议。自然，这样的军队，一般都没有纪律。无疑，这不是什么民主，只算一种自发的无政府倾向。
没有纪律的军队，即使是革命军队，也是相当可怕的。所以，凡是革命党占优势的独立省份，秩序都乱。连首都南京，都经常有兵变发生，动不动乱兵就出来抢劫了。最著名的是江西部队哗变，抢得整个南京都怕，最后遭到南京临时政府的解散。其实，当时出来抢劫的士兵很多，哪个部队都有。革命军军官控制不住部队，几乎成了一个共性的问题。只有江西的李烈钧，采用强制手段，才稍微好点。这也是为什么黄兴在孙中山交出政权，留守南京之时，不得不裁掉大部分革命军的原因。这些军队的存在，除了败坏革命党的名声，没有任何作用。这样可怕的军队，打起仗来，却一点用都没有。后来，袁世凯对国民党下手，撤掉革命党人的几个都督，安徽、湖南和广东，都没有抵抗，军队根本没用，拿什么抵抗呢？只有江西还能打一下，但也就打了一下而已。
第十幕 革命经济学
〔革命首要的是钱，没钱，即使是革命这样正当的事，也没戏。革命在前台唱戏，后台站着的是利益。〕
【造反要花多少钱】
干事就需要花钱，这是经济学的常识。但是，过去人们一向认为，做土匪打劫是没本的买卖，只是风险大点，一旦失手，小命就丢了。再往前走一步，造反似乎也不需要钱，拉起队伍来，抢政权就是。抢得到就一本万利，抢不到，大家没饭吃，一哄而散。所以，像陈胜吴广干的事儿，一般也被视为没本的买卖。
孙中山的革命党，虽然据说他们也挺羡慕洪秀全的，但却不能像洪秀全那样，先打出旗号，再攻城拔寨，掳掠资财。他们的起义，有点像做生意，先筹集了本钱，买枪械，花钱偷运回来，还要花钱收买参加人员，从帮会到新军甚至防营，连起义骨干的活动经费，从交通住宿到吃饭的钱，都得事先准备好。好些革命党人比如孙中山，原本就是职业革命家，自己就要靠信徒捐款养活，一会儿钱松，一会儿钱紧的。筹集一大笔造反经费，实在不容易。但凡党徒有产业的，多半保不住。孙中山的哥哥孙眉，就因为支持弟弟革命破了家。而另一个革命富翁张静江，也因为屡次需索，累得在巴黎的产业，半死不活。据说，他跟孙中山汇款的暗号，A、B、C、D、E分别代表一万、二万、三万、四万、五万。而孙中山动辄给他发一个C或者E，他是穷于应付。不过，革命党最大的财源，还是南洋。毕竟，革命党拉捐款，只能靠海外华人，而华人最多的地方，就是东南亚，欧洲和美国要排在第二位。而同盟会中人，在海外资源最多，筹款能力最强的，还是孙中山。只有孙中山在海外华人中最有人脉。需要提一句的是，当年的捐款，不尽出于海外华人的革命觉悟。好些捐款，实际上是华人对革命的一点赌博性投资。革命党人在拉捐助的时候，往往会许诺给捐款人一些革命成功后的官衔。当然，这些官衔，在革命成功后，绝大多数都没有可能兑现。
凡是涉及钱财，就难免有纠葛。口直心快的章太炎，因《民报》经费跟孙中山撕破脸皮大闹，背后实际上是部分来自东南和中部同盟会成员对孙中山长期的不满。在他们看来，把资金过多地投向¨wén rén shū wū¨孙中山的家乡两广一带，明显是出于地域的偏心。但是，考虑到资金的来源，孙中山大概也只能这样选择，毕竟，南洋的华人华侨，多半来自两广。如果能在广东占一块地方，也便于争取海外的援助。在孙中山眼里，像武汉这种四战之地，尤其是不能考虑的。所以，同盟会在章太炎事件之后，实际上处于部分的分裂状态。部分原光复会的成员，在东南地带自行其是，而来自中部的前华兴会成员，也自己做自己的。当然，他们就没法指望孙中山的筹款接济了。
1911年（辛亥年），革命党人策动了两次他们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起义。一次是4月的广州起义，一次就是10月的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是场没钱的革命，起义前，当地的革命党人为了弄钱，什么招都想过试过了。最后弄到手的，还就是自己同志刘公借口捐官，从家里骗出来的五千元（原本是五千两银子，他的同志给他剩了一点），用这些钱从上海买了些手枪和子弹，在汉口租界设立了据点，买了好些旗帜，还刻了起义后的都督印。这些钱还剩多少，我不清楚，但真到了起义当口，由于据点暴露，手枪和旗帜、大印，甚至没花完的钱，都丢给了清军。唯一起了作用的，就是从外面买来的少许子弹。这些子弹，在据点暴露前就偷偷带进了军营，由于新军子弹被控制，这点子弹最后在起义时，派了大用场。但是，起义者真正用来攻打总督府和其他据点的武器弹药，还都来自于楚望台军火库。可以说，即使刘公的五千元，也没有多少派了用场。基本上，武昌起义就是一场穷革命，没花钱的革命。可占了武汉之后，藩库里却有四千万元左右的银子。真合算。
然而，4月的广州起义，钱花得却非常多。所需资金，大部分来自东南亚。其中英属东印度（即今天的马来西亚），捐了五万，荷属东印度（印尼）五万，暹罗（缅甸）和安南（越南）各三万，剩下的一万大概来自美国。买枪械差不多花了六七万，其余的用来招募人员，收买军队，再加上各项杂费开支，一共的花费，超过了预算四万，前后共计耗费了十七万多元。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差不多是新军一个军两个师一月的军饷了。广州起义，拉没有革命觉悟的军队，要收买。动员各地有革命觉悟的“选锋”，每个人的行旅、住店都得安排，每人的装备，得花钱买，动员得越多，花费就越多，按人头拨款。后来看革命党人的账目，每人帐下多少人，发多少钱，什么用处，一清二楚。而在武昌起义中，士兵住的是军营，吃的是军粮，手里的家伙，是朝廷给的，只是不发子弹，需要从外面弄点。甚至连起义，最后都是自发的，领头人都没有一个，更不需要管领头人要钱。可是，我们知道，花了这么多钱（几乎耗尽了革命党的筹款能力）的广州起义，最后却一败涂地。好心人收了七十二具尸体，其实死的革命烈士，不止七十二位。钱，当然都打水漂了。
看来，造反能否成功，关键在形势，不在钱多钱少，形势比人强嘛。如果没有皇族内阁和朝廷收回路矿权的东风，武昌的革命，也未必能成功。但是，至少，运动新军起义，要比孙中山等人一贯的输入型起义，花钱买人起义要高明些，算经济账，成本也低得多。自武昌起义之后，穷革命的模式开始复制，各地的起义，基本上都是没本的买卖，而且大多都获利甚丰。清朝新政其间各地攒了点银子，都留给革命党人花了。
【革命钱紧】
同盟会主要是由三大团体组成的，一是兴中会，一是华兴会，一是光复会。人员分别来源于珠江流域、长江中游的两湖和长江下游的江浙。同盟会总理是孙中山，在海外募款能力最强的也是他，这大概跟海外华侨多来自两广有关。同盟会成立后，五湖四海的人都有了，但同盟会发动反清起义的重点，依然集中在广东。时间一久，广东的起义钱花了不少，功效一点也无，原光复会和华兴会的人，就不大高兴了。书呆子章太炎跟孙中山闹翻，其他人如徐锡麟、秋瑾、蔡元培、陶成章也开始自行其事，在江浙策动起义。两湖一带的人虽然黄兴和宋教仁等还能忍，但性子急的湖北人则另起炉灶，成立了共进会，虽然给孙中山留了面子，依然遥奉他为总理，但已经很明显要分出去独立单干了。
单干的两湖革命党人，最大的问题，是缺钱。两湖革命党中，居正是跟孙中山跟的比较紧的。黄兴派他到武汉，运动新军，准备响应广州起义，但只给了八百元经费，而共进会系统，一个钱也不给。干革命需钱的大宗是购买军火，其次为试验炸弹，然后出版宣传品要钱，办报纸更要钱，联络会党，在新军里发展成员，都要钱。两湖的革命党人，比不了孙中山他们，有海外华侨做后盾，只要没有钱了，满世界多转两圈，总能弄几文。而他们只能在自己身上想办法，可惜，这些革命党人，革命有道，发财无门，生利的办法不多。办客栈开饭铺，生意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