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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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台“排华法案”，邻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样画葫芦。伍廷芳赶往墨西哥城洽谈此事。墨方傲慢无礼，伍廷芳怒不可遏，一纵而起，以掌击案道：“下旗回国，电告政府调兵舰来，届时再见！”墨方为之惶恐不已，忙请美国出面调停。此事当时传遍北美，各报争相刊登伍廷芳发怒击案之事，且多有中国的巡洋舰向墨西哥湾直驶的漫画。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寻父，并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杨度作《湖南少年歌》，对身为湖南人自豪不已。诗中写道：“中国于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于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居正为老同盟会员，曾在上海策动反蒋，被当时上海警备司令熊式辉出卖，把居正骗到司令部扣留。后押到南京，居的夫人见蒋介石，蒋要居写悔过书才能考虑释放。居夫人对蒋说：“居有人格，你不配如此逼他。”
谭嗣同以嫡出，不得父欢。12岁时，二姊、生母及长兄因染时疫，前后五日内相继病殁，谭也被传染，昏死三日，自此有“复生”之字。复生由是轻其生命，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
民初，蒋介石在政治上开始崭露头角，但仍不脱上海滩“小混混”色彩，其时日记中充满了荒唐放荡与自责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决心：“以后禁入花街为狎邪之行。其能乎，请试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记道：“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其后几个月，日记中充满自责，也确无“不良记录”。但1920年初，他又无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18日分别记有：“晚，外出游荡，身份不知堕落于何地！”“上午，外出冶游，又为不规则之行。回寓所，大发脾气，无中生有，自讨烦恼也。”直到夏天前的日记屡有：“迩日好游荡，何法以制之？”“晚，又作冶游，以后夜间无正事，不许出门。”“晚，游思又起，幸未若何！”这年夏天，他遇到旧友，言谈中感到别人对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记中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9日则记道：“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以后的日记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战的记录，但此时已基本是只有“邪念”而无“邪行”了。他写道：“我之好名贪色，以一澹字药之。”“见姝心动，这种心理可丑。此时若不立志奋强，窒息一切欲念，将何以自拔哉！”“欲立业，先立品；欲立品，先立志；欲立志，先绝欲。”“荡心不绝，何以养身？何以报国？”……可以说，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唐绍仪辞职后，蔡元培亦呈请辞职：“敬乞大总统速任教育总长，俾元培得早一日去职，即尸位之咎早一日解免。”当他到总统府向袁世凯当面辞职时，袁对他说：“我代表四万万人留君。”蔡元培说：“元培亦对四万万人之代表而辞职。”
一战时，不少人愿振兴民族工业。范旭东等人办碱厂，劝陈调甫担起制碱的技术责任，共同奋斗。陈说：“我能力薄弱，要我担负此重大责任，等于要孩子当家。”范说：“谁都是孩子，只要有决心，就能成功。”又说：“为了这件大事业，虽粉身碎骨，我亦要硬干出来。”陈大为感动，即相约共同为碱业奋斗。他们到厂外散步，看见一堆一堆的盐坨，形如小山，数之不尽。范对陈说：“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的丰富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
1915年袁世凯称帝前夕，曾派人到上海，准备收买王宠惠为袁鼓吹帝制，王拒绝说：“余之笔为共和民主而写作，不能以拥护帝制受辱。”
鲁迅与周扬就“国防文学”发生争执时，托派分子陈其昌认为有机可乘，就给鲁迅写了封信，想把鲁迅拉到自己的阵线里来，结果鲁迅写了一篇《答托洛茨基派的信》来回应。鲁迅在文中极尽刻薄之能事，如“倘若有人造一个攻击你们的谣，说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我要敬告你们一声，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作所为有悖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事实上，陈其昌与他的同志，都是节衣缩食凑份子办报纸，且是坚定的抗日分子……鲁迅显然有点不负责任。抗战中，就是这个陈其昌，被日本宪兵逮捕后，坚贞不屈，不曾吐露一个字，最后被塞入麻袋用刺刀戳死，从吴淞口扔进大海。
陈独秀说：“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了，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
胡适在北大讲学时，常与黄侃同宴会。有一次，胡适偶然谈起墨学，黄侃立即骂道：“今之讲墨学者，皆混账王八。”胡嘿然无语。过了一会儿，黄侃又说：“就是胡适之尊翁，亦是混账王八。”胡适大怒，谓其辱及先人。黄侃至此大笑说：“且息怒，吾试君耳！吾闻墨子兼受，是无父也，今君有父，何是以言墨学？余非詈君，聊试之耳。”举座哗然欢笑。
某次，北大文科研究所举行研究报告会，有一位韩姓研究生提出一篇有关隋唐之际佛学的研究报告。宣读完毕，胡适以所主任资格首作批评，滔滔不绝，刚说到中途，韩君突然打断他的话头说：“胡先生，你别再说下去了，你越说越外行了。”胡遂停止批评，毫不动气，雅量惊人。
王陆一系“三原才子”，于右任的得力助手。孙中山奉安南京时，征哀词，应者数百，惟王的哀文膺选，受世人称赞。他后来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秦晋监察使。不幸英年早逝。不少人提出为王立碑纪念，时值抗战国难，关中复又大旱，饥民载道，看到老百姓如此悽惶，于右任对倡议者说：“还是省几个钱，让百姓多喝几碗粥吧！”
林长民说：“做一个天才的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份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1930年秋，国民党某省政府改组，一个北大学生请蔡元培先生向蒋介石推荐他，并托老同学联名致电蔡先生促成。郑天挺记得，蔡先生很快给了回电，只有一句话：“我不长朕即国家者之焰。”
史沫特莱问杨虎城：“您认为中国有强大实力抗击日本吗？”杨说：“谁能从理论上解答这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的力量不在飞机和坦克，日本拥有更多的飞机和坦克。我们的力量就在于我们懂得我们必须抗日。这不是单纯的物质力量问题，它需要我们面对现实，有坚强意志。只要我们有坚定的意志，我们就有力量抗战。”
瞿秋白与杨之华临别时，把十本黑漆布面的本子分成两半：“这五本是你的，这五本是我的，我们离别了，不能通讯，就将要说的话写在上面罢，到重见的时候，交换着看吧！”
1937年7月，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发表演讲：“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人世悲惨之境地，在这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蒋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正色向惶惶终日的僧侣宣告：“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抗战间，周作人陷身北平，胡适在伦敦听说他有附逆之心，便寄来一首诗加以规劝。诗云：“臧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臧晖先生指胡适自己，苦雨庵指周作人。不料，周作人到底没能“识得重与轻”。
日军占领青岛后，王统照困于上海，生活拮据，以至于靠典当度日。有人通知他：“你青岛的家已被日本人占了，但只要你回去做事，宅子自然可以还给你。”王统照拍案而起：“我决不做周作人第二！”
汪精卫离开重庆后，潘云超深为惋叹，但仍不相信他会投敌。汪从河内转途投敌后，潘怅恨不已，手书乐府古辞示人：“公无渡河，公竟渡河，渡河而死，其奈公何？”惜才之意，仍是淋漓满纸。
陈公博与汪精卫的关系，很像《兴唐传》里的王伯当和李密。李密叛唐，伯当曾苦劝之，但李密不听，伯当便随他一起逃走，终于和他一起被杀。汪精卫最初要叛国时，陈公博苦苦谏争，汪不听。陈公博写信给朋友说：“并非不知其不可为，而是不忍汪先生之无助。”于是随汪投敌，汪死后，陈成为伪首，但坚持在衔前加一“代”字。抗日战争胜利后，陈公博在日本写信给他一直坚决反对的敌人——蒋介石，表示愿意回来领罪。他在赴死前，还特地将一个小茶壶交给同在狱中的陈璧君，作为最后的馈赠。据说他临死时，神色不曾稍变。
陈璧君有俄国十二月党人之风，她与汪精卫并不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