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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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才知道他与梁也仅仅是认识而已。徐复观在一次谈话中说：“依我的经验，凡是大节有亏的人，便会无所不为的。”
林语堂说：“我从未有写过一行讨当局喜欢或是求当局爱慕的文章。我也从来没说过讨哪个人喜欢的话；连那个想法也压根儿没有”，“我从来没有成功过，也没有舒服过，也没有自满过；我从来没有照照镜子而不感觉到惭愧得浑身发麻。……我以为我像别人同样有道德，我还以为上帝若爱我能如我母亲爱我的一半，他也不会把我送进地狱去。我这样的人若是不上天堂，这个地球不遭殃才怪。”
冯友兰被拉入了“四人帮”的写作班子“梁效”。据说“文革”结束后，冯的妻子责怪他说：“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1968年，毛泽东指示要给知识分子以出路，特别指示要把翦伯赞和冯友兰作为反面教材养起来。于是，这两个人从牛棚中被释放出来，每月给120元生活费，并重新分配较宽敞的住房。但不久翦伯赞就和妻子一起自杀了。
张君劢的政治立场飘忽不定，对国共两党都忽而反对忽而支持。1949年后，台湾当局竭力拉拢他，他不为所动，虽生活窘迫，却一芥不取。中共也曾委托陈叔通邀他回国，也被他婉拒。他在印度讲学时，周恩来派张经武拜谒他，他不见，托人带话道：“我住在英帝国主义的宅中，不必麻烦了！”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巴金后来反思说：“在‘文革’到来之前，我的确就是这样地混日子，我用一个混字，因为我只说空话没有干实事。一次接一次开不完的会，一本接一本记录不完的笔记，一张接一张废话写不完的手稿。”
1978年，程千帆平反，学术圈内外皆将其奉为上宾。程千帆却十分清醒。在给友人信中，他言道：“现今国事系事多不堪言，亦不仅某一学校如此……我数十年来，总是希望免疫，但个人免疫又如何。独善其身，似清高，实可耻也。”
其时，学者争评职称之风盛行，程千帆讽之为“真吴道子画鬼趣图”——“其中百态，若旁观不介入，则有读《死魂灵》之乐。”
——莫砺锋《程千帆评传》
于省吾说：“在读书人中，我是有钱的；在有钱人中，我是有学问的。”
“文革”初期，孙冶方坐牢之前，曾与顾准一起住牛棚，一起劳改。顾准对孙冶方说：“反正我是受了那么多罪，再也不要连累你了。我的手上没有血。”
世纪之交，寿者荣辱。上海文坛的百岁老人，有章克标、巴金、施蛰存等人。一次李欧梵拜访施蛰存，谈到要为他贺百岁寿辰，施说：“一百岁对我还有什么意义？”“我是20世纪的人，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陈白尘曾说：“惜我未死，不及见写我之文也。”
北岛说：“在没有英雄的时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
弟子们编的《季羡林文集·前言》初稿有“国学大师”、“国宝级学者”、“北大惟一终身教授”等一堆字眼，季老看后要求删去，并说：“真正的大师是王国维、陈寅恪、吴宓，我算什么大师？我生得晚，不能望大师们的项背，不过是个杂家，一个杂牌军而已，不过生的晚些，活的时间长些罢了。是学者，是教授不假，但不要提‘惟一的’，文科是惟一的，还有理科呢？现在是惟一的，还有将来呢？我写的那些东西，除了部分在学术上有一定分量，小品、散文不过是小儿科，哪里称得上什么‘家’？外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你们是我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
夏承焘字瞿禅，号月轮楼主。他的得意门生、著名作家琦君曾问他“瞿禅”有什么含义，他说：“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因我瘦，双目瞿瞿，且对一切事物都怀惊喜之情。至于禅，却是不谈的，一谈就不是禅了。其实禅并非一定是佛法，禅就在圣贤书中，诗词中，也在日常生活中。慧海法师所说的‘饥来吃饭困来眠’，不就是日常生活吗？”
——琦君《春风化雨》
殷海光对陈鼓应说：“人与人之间相处，真不容易互相了解，五年来，我一直以为你是个公子哥儿型的人，所以看到你就感到讨厌。许多人背后骂你，也有好些人欣赏你。你像是一匹野马，你是个很不被人了解的人。和你谈话，才体会到你内心有一股说不出的劲儿！你那种不羁的心态，从你身上可以嗅到一点‘五四’时代文人的气息。今天的知识分子，不是沦为拉拉队，就是变成蛀虫，特立独行的太少了，在时代的大震荡下，一幅晚秋的景象，凉风一吹刮，满树的落叶纷纷飘下，枝头只剩三两片傲霜叶，在冷风中颤傈。有风范、有骨骼的知识分子太少了！像方东美先生那样，便是其中的一片傲霜叶。”
夏丏尊这样描绘弘一法师：
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统舱好，挂褡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莱菔（萝卜）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什么都了不得。
二十九、气度
金岳霖主张学生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鼓励他们发表自己的见解。有一次在一个逻辑讨论会上，有人提到了当时享有盛名的哥德尔的一本书，金岳霖说要买来看看。他的一位学生沈有鼎马上对金先生说：“老实说，你看不懂的。”金先生闻言，先是哦哦了两声，然后说：“那就算了。”
咸丰皇帝崩后，英国人想拥立恭亲王奕訢为帝。中国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后，在礼部大宴洋人，英法陈兵席侧，想尊恭亲王为首席，令王公以下皆跪迎之。当时许多大臣战战兢兢、双股战栗，惟吏部尚书陈孚恩振衣而出道：“王公与大臣事同一体，今日为玉帛之会，观礼近万人，我朝典制俱在，决不可乱。”洋人为之气夺，此议遂息。不久陈孚恩因依附肃顺，被慈禧充军新疆。
邓世昌舰毁人亡之际，有僚属将救生木推给邓，邓推辞不要。邓在舰上养有二犬，此二犬衔邓臂不令其沉没，邓亦将它们推开，但二犬坚持衔邓不放，邓只好抱犬同沉。对此唐德刚叹曰：“末世友情，人不如狗！”
1900年，李鸿章离开广州北上复任北洋大臣，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有什么办法可让国家少受些损失，他答道：“不能预料！惟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
李鸿章实为俄国人逼死。1901年11月7日，已经发烧呕血、卧床累月的李鸿章已是油尽灯枯。死前数小时，犹有俄使伫立床前，持异常苛刻的“中俄密约”，逼他签字画押，被他坚决拒绝。俄使去后，李疾令儿子经述草拟遗折，立意自强，并推荐袁世凯为自己的继承人。他弥留之际，仍在痛恨纵容义和团、引发大乱的毓贤。
戊戌年，康有为在北京粤东会馆创立保国会，他慷慨激昂地演讲道：“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一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载，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加以圣教式微，种族沦亡，奇惨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旁立者闻其言，莫不泣下。康又说：“不变法，必亡国！论及中国致衰之由，谓罪皆由于老子……”他突然拍案大呼道：“如老子生在今日，吾必以枪毙之！”闻者莫不动容。
1903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由章太炎作序。此书迅速风靡，清廷大为惊恐，乃派员拘捕邹、章二人。警察到时，章太炎抱定“志在流血”的决心，安坐待拘；而邹容原本已从后门逃走，听说章太炎被捕，马上到衙门自首。两人大闹租界法庭，引起全国舆论的支持声浪，清廷因而不敢将他们明正典刑，此即著名的“苏报案”。
“五四”时，学生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但是抗战期间，多少昔日名流失身投贼，曹、陆、章却并未接受正式伪职。倒是当年赵家楼那个著名的学生打手梅思平，居然成为汪伪政权的开路先锋，后来成了在南京受审的第一人。
辜鸿铭的父亲是英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葡萄牙人。他从小聪慧过人，英国老板布朗非常喜欢他，收他为义子。他十岁时，随布朗赴苏格兰接受教育，临去时父母叮嘱他：“慎勿忘汝为中国人！”
章太炎出俞樾门墙，后既反清革命，被俞樾詈为“不忠不孝”，章遂作《谢本师》一文，自兹断绝师生关系。周作人在日本从章太炎学古文，执弟子礼甚恭，后来章太炎依附孙传芳，周作人亦作《谢本师》一篇，攻击太炎。抗战中，周作人附逆，他在北大的学生沈启无也作了《谢本师》与他绝交。
民国初年，上海许多名妓北迁北京，其中一位叫花元春的，刚到京不久就病死了，却无人为她收葬。叶浩吾听说了，先声明自己跟她没有关系，然后表示，既然那些狎客不念旧情，由我来负责殓葬好了。不料过了几个月，叶浩吾也客死在北京，亦无人收殓，这时八大胡同的妓女们联合起来，凑份子为他办了丧事。
美国“排华法案”出炉后，在议会讨论时竟毫无异议，旁听的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大怒，即起立演说，痛斥美国议员无人道、无法理，违背耶稣教义，违背华盛顿平等民主的遗训……如此演说了一小时之久。其间有议员认为他违反规定，要求他退席，他置若罔闻；另有议员则为其折服，要求他继续演说；还有议员叹息道：“真是第一流的外交人物，可惜生在清国。”会后有人问伍廷芳何以违反议会规定，他说：“我当时气极了，不以人类视之！”
美国出台“排华法案”，邻近的墨西哥也想依样画葫芦。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