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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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晨星。吊民伐罪，迁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
刘戡同何应钦吵架，桌子上的茶杯打翻，茶水洒了一地，何没办法，只好说：“假使你是军分会的代委员长，我是师长，我以这种态度对你，你作何感想？”刘没说话就走了。何对留下来的符昭骞说：“要抗战，首先要军队服从命令，目前华北的情形就不是这样。命令要宋哲元的部队集中通县，他们却到廊坊去。要傅作义部队集中高丽营，他们却到长辛店去。像这种情况，如何谈得上抗战。所以我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与日本人谈判停战。”
1933年，陈济棠拒绝蒋介石调兵赴赣剿共，他宣称：“不要说日军占了北平，就是日军占了南京，我也不肯调兵去江西剿共。”
罗隆基在《益世报》发表《枪口朝外，不可对内》，主张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廷黼马上在《独立评论》作出答复，认为仓促对日作战必将导致失败，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然后全国总动员。
抗战时期，有一记者碰见一军人自愿去河北组织游击队，军人表示，对于中国的最后胜利，他是有确信的。记者问：“中国打胜以后，你打算做什么事情？”无名军人很冷静地说：“那时候，我已经死了，在这次战事中，军人大概都要死的。”
张自忠给冯治安留下临阵遗嘱说：“无论做好做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或永离，不得而知。”
1938年5月，张自忠写好最后的信后即挥军渡河，在南瓜店与敌人遭遇，双方兵力既悬殊，武器更不如，张将军指挥部队奋勇进攻，激战九昼夜，日军伤亡惨重，不知道这支中国部队何以这样能打。后来听说其中有张自忠将军在，乃增援反扑，务期要消灭张将军所部，以绝后患。最后张被围于南瓜店之十里长山，敌人以飞机大炮配合轰击，弹如雨下。到16日，一天之内，从早晨战斗到晚上，张所部伤亡殆尽，将军身中六弹，屡次倒地，屡次爬起冲杀，左右请迁移指挥所暂避，张坚持不许。到了最后弥留时，告左右说：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民族对领袖可告无愧，你们应当努力杀敌，不能辜负我的志向。
1938年5月9日，日军十六师团进攻郓城，23师师长李必蕃令69旅死守。该旅守城不力，郓城失陷。后日军重兵临菏泽城下，他率师直属部队与敌军肉搏，后菏泽沦陷。他在城郊腹部中弹，临终前用军用地图反盖于胸，上书：“误国之罪，一死犹轻，愿我同胞，努力杀敌。”
1943年常德会战最惨烈的时候，常德城区已成一片焦土。第57师师长余程万仍率残部死据城南一角，决意死战。他给司令长官孙连仲的电文中说：“弹尽，援绝，人无，城已破。职率师部，扼守一屋，作最后抵抗，誓死为止，并祝胜利。”孙当即泪如雨下。
续范亭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剖腹自杀”的方式抗议“不抵抗主义”。1935年，他赴南京呼吁抗日，在中山陵放声痛哭：谒陵我心悲，哭陵我无泪，瞻拜总理陵，寸寸肝肠碎。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又赋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
抗战期间，蒋介石曾起意“不守”长沙，薛岳不以为然，他说：“长沙不守，军人之职何在？”白崇禧以“长期抗战，须保持实力”相劝，薛也不听，他说：“湘省所处地位关系国家民族危难甚巨，吾人应发抒良心血性，与湘省共存亡。”在他的指挥下，中国军队与日军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会战，取得歼敌各4万多、4万余、5万多的胜利。薛岳受到蒋介石嘉奖，美国总统杜鲁门为薛岳颁发一枚自由勋章，以表彰其在抗战中的贡献。
1946年7月，梁漱溟赴上海拜访了周恩来，力劝共产党重返谈判桌，周恩来似乎被他说动。梁漱溟满意地乘火车回南京，不料次日清晨一到南京，就听到了国军攻陷张家口的消息。梁于是对着伫候在火车站的记者们说：“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被各大报纸用作头版标题，广泛流传。
1949年，军统在云南捕获亲共人士九十余人，卢汉为他们向蒋介石求情，蒋的回电是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汉为之苦闷不已，求助于李根源，李即提笔将辞序改了一下，变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这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刘伯承年轻时与北洋军作战，被一颗子弹打进右眼，造成右眼球坏死，医生决定开刀把坏死的眼球和烂肉割掉。刘伯承不愿使用麻醉剂，因眼睛离脑子太近了，担心麻醉剂影响脑神经。手术做完，刘告诉医生：“我一直很清醒，在记着刀数，一共是72刀。”
二十一、刺客
陈独秀20岁时，与革命党人吴樾相争刺杀满清五大臣，竟至于扭作一团、满地打滚。疲甚，吴问：“舍一生拼与艰难缔造，孰为易？”陈答：“自然是前者易后者难。”吴对曰：“然则，我为易，留其难以待君。”遂作易水之别。
吴樾准备刺杀五大臣的时候，赵声也在保定。虽然赵声对暗杀这种方式不以为然，但为吴樾的精神所感染，便和吴争赴使命，他看到吴樾只会用手枪，觉得威力太小，便通知善于制造炸弹的杨笃生前来助阵。杨笃生给吴樾配备了当时最先进的撞针式炸弹，万没想到，这颗炸弹在火车颠簸的情况下自动引爆，吴樾当场被炸死，亦重伤清二臣。
徐锡麟字伯荪，绍兴人，以排满革命为职志，到安徽谋差得巡抚恩铭信任，任警察学堂总办。而徐因此伺机刺杀恩铭，被捕，有人问徐：“恩抚台待你不薄，何故如此？”伯荪说：“恩待我是私交，我对他是公义，私交何得胜过公义？我一死而已，不必多言！”
徐锡麟被捕后，审问者说：“明日当剖尔心肝矣！”徐大笑语：“区区心肝，何屑顾及！”他在供词中自称“专为排满而来”，斥责清廷以立宪为名，行集权专制之实。指称：“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恩铭抢救无效死亡，徐被处极刑，临刑时视死如归。清廷对其剖腹剜心，祭奠恩铭，肝为恩铭卫队分食。
徐锡麟在刺杀恩铭的《光复文告》中说：“今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戮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因而号召“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彭家珍刺良弼前，曾说：“此人不除，共和必难成立。”刺杀虽然成功，彭家珍却当场被溅起的弹片击中而死。良弼临死时感叹道：“杀我者真乃英雄，也是真正了解我的人。我死后，大清也就完了。”两人居然有一种惺惺相惜之感，正像春秋时的要离和庆忌一样。
汪精卫本不赞成暗杀的做法，曾说：“革命是何等伟大的事业，想以刺杀一二宵小之徒而唾手得之，未免太天真了！”但因革命党数次起事失败，同志惨遭屠戮，汪始日益激进，成为一个有志“流血以溉同种”的暗杀主义者。他决心进京刺杀摄政王，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力劝之。汪凛然道：“若谓今非可死之时，弟非可遽死之人，则未知何时始为可死之时，而吾党孰为可死之人。凡为党死，死得其正。”
汪精卫谋刺摄政王在当时是一个大案，由肃亲王审理。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也同意从轻发落。
唐德刚说：“对汪精卫，余曾撰文论汪之十大错误，认为汪犯了九大错误，社会和历史都原谅了他，使他有复出领导的机会。只是他把第十大错误做得太绝了，历史无法原谅他，他也就只有以大汉奸之名遗臭史册了。”
1936年国民党五中全会期间，汪精卫亦受暗杀，刺客为王云樵弟子，幸而身中三枪无大碍。当时，陈璧君听说后赶到现场，汪精卫受了重伤，满脸是血，跟陈说，我完了，我完了！陈当即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天，早晚会有这个结果！
张作霖被清廷招安后，奉令移驻洮南，对付蒙匪。此地多戈壁荒漠，有的地方又草长盈尺，毒虫四处，饿狼遍野，无法进行侦察工作。这时张作霖的绿林兄弟安遇吾请命打入蒙匪内部，探明并画好了蒙匪的巢穴位置和活动路线，但安又想顺便杀一两个蒙匪头目，事败被杀，尸体被肢解，蒙匪更将安的尸体送给张作霖以示威。入殓时，张作霖发现安的身上有个伤口，里面似乎有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张地图。张作霖便用这张地图击溃了蒙匪。安遇吾的两个儿子也大有乃父之风，拒绝接受张作霖的报答，飘然而去，多年之后也成为有名的侠客。
二次革命失败后，革命党人如亡命客一样在东京过苦难日子，袁世凯仍不放心，派蒋自立到东京去刺杀并收买国民党人。湘支部长覃振认为蒋是一个大威胁，召集同乡开会商议对策，许多人主张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