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近代以来最重要的话语录-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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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年，“军国民教育会”推举黄兴等回国运动起义。黄兴与刘揆一商量办法，刘说：“种族革命，固非运动军学界不为功，而欲收发难速效，则宜采用哥老会党。以彼辈本为反对满清而早有团结，且其执法好义，……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归国后，积极奔走于浙江各地，联络会党，策划革命。他经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绳束腰，穿着芒鞋，蓬首垢面，惨淡经营，四过杭州，而没有回家。一次将近除夕，人们劝他回家过年，他说：“幸老父犹健，家计无忧，一至故乡，恐被人情牵累，不能复出矣！”“既以身为国奔走，岂尚能以家系念耶！”
朱执信参加革命后，仍留着辫发，身上穿着他父亲留下的长袍大袖的旧式衣服，即如他所说：“衣服褴褛，辫子盘有头头。”一般人见了，指为怪僻，看不出他是坚定的革命党人。革命党人见之，笑他“顽固”，他则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劝他剪掉，甚至武力强迫，他竟拔出小刀，严肃地说：“谁要再要我剪辫子，我就和谁拼命。”朱执信此举后来反而保护了自己。
许春草有个理想，就是要求正义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滚滚，畅流无阻在祖国大地之上。他原是个泥水工，参加过辛亥革命，讨伐袁世凯，讨伐陈炯明，抗日等等各个近代史上重要的斗争。他有几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对暴政不必向政府备案；二曰：有公愤无私仇；三曰：不与魔鬼结盟，不与罪恶击掌；四曰：对付外国侵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无钱无力则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败被捕“招供”时说：“各国革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也，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锡麟失败的消息时，没有趁机逃走，她对来劝她离开者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由于跟北伐军许崇智产生矛盾，使许春草对武装革命大大失去信心。从1923年起，他就不再参与国民党活动，基本上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回头来致力于民众运动，日本特务及台湾流氓多次阴谋暗杀，许春草毫无畏惧。他从来没有携带自卫手枪，更没有保卫人员。有一次，朋友来告：台湾公会会长陈长福接受任务，非杀许春草不可，劝许谨慎。许春草说：“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陈长福无法害我。”
程潜参加同盟会后，从事革命，举凡辛亥、讨袁、护法诸役，莫不为民前驱，其乡人庆之，其母则说：“男儿以身许国，除暴安良，分内事耳，何以庆之？”为绩而不辍，人复劝休止，则又说：“人贵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陈立夫对沈钧儒说：“我们是拼了命得来的，你们要凭着圆桌上的空话说了去，哪里有这么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党内也有很多人对安排民主人士、起义将领当高官，以及中共领袖和民主人士密切来往感到不满，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说法。
陈独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杂志宣告》说：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爱护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鲁迅说：“‘革命’是并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会才会改革，人类才会进步，能从原虫到人类，从野蛮到文明，就因为没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来，鲁迅经历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称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说，革命前是奴隶，革命后反而成了奴隶的奴隶了。因此，他主张一切都得从头来过，得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他反对把革命描述为非常可怕的事，“摆着一种极左倾的凶恶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对革命只抱着恐怖”。他说：“革命并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纪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义”，认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军队”，“与闻政治的方法很多，但应走温良恭俭让等正当的途径。”
罗家伦看重全人类和平民的利益，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斯麦，不如崇拜富兰克林；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迪生的发明……”
李宗仁说，他在清末上陆军小学时，但见朝野一片朝气，辛亥革命成功后，则朝气全失，全国上下但觉一片混乱败坏。
1929年，杨度加入共产党，有人讥讽他投机。他驳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机？”
章立凡问章乃器：“如果戊戌变法成功了，中国今天会是什么样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君主立宪是虚君共和，不是专制独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国内动乱了40年，最后不得不把王室请回来！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赛跑，改良太慢，才发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国后，袁世凯、蒋介石还不是搞独裁！革命革到现在，还在不断革命，结果又能怎样呢？我看改良的代价或许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问：“那我们今天会不会还留着辫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改穿洋装了。为政之道，就应该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不为百姓所好的体制和习惯，总有一天会被淘汰！”
张元济一直是个“低调子”的渐进改良主义者，“和平改革勿伤元气”，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开会，他在会上说：“倘若没有戊戍变法、庚子义和团，人民对朝廷的观念不同，也许不会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会造成一个袁世凯，演出那一套洪宪的笑话，更不会有后来各省军阀的火并和割据。经过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们当然可以像一个国家。（若当初即和平，）我想并且不会引起日本的觊觎，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战，使我们贫弱到这个田地。”
钱满素在《爱默生与中国》中写道：真正的革命发生在人们头脑之中，没有观念上的革命，社会革命将不过和波浪一样——只是水面震荡，水下依然如故。
梁启超说：孙中山为目的而不择手段，故无从判断其真正价值。
二十、战事
曾国荃与左宗棠晚年相见，左问曾：“老九一生得力何处？”曾答：“挥金如土，杀人如麻。”
八国联军进京后，将北京分为八个防区。彭诒孙家在美军的防区内，遭到了美军的入室抢劫。彭愤怒地跑到美军军营去理论，美军自觉理亏，次日便张贴告示：中国商民可以预备胭脂水或煤油，若有兵丁进门骚扰，即将其洒在对方身上，痕迹显然，拭之不灭，以便究办。
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不惜万金购买战舰，如购自英国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炮舰，购自德国的定远、镇远“铁甲”巨舰，以及后来购自英、德的济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等巡洋舰，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军舰。据当时世界军事年鉴的统计，北洋水师的实力名列世界第八，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强，战斗力超过了英国的远东舰队。李鸿章仍觉得舰速太慢，乃决定从英国阿摩士庄厂购买当时世界上最为快速的巡洋舰。但是朝野内外都认为他花费太巨，于是众口铄金，购舰之议终于作罢。后来这艘巡洋舰被日本买去，号曰“吉野”，在甲午海战中将北洋水师冲得落花流水。再后来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偿2亿6千万两白银，这些钱用来买多少艘巡洋舰都够了！所以梁启超指出：“甲午战争是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试问焉能不败？
慈禧为过自己的六十大寿，不惜耗费重金扩建颐和园，为此挪用海军经费数千万两，致使早被李鸿章看中的最新英制巡洋舰被日本买去，而为了买这艘吉野舰，明治天皇的皇后连仅有的首饰都捐了出来。
梁启超对李鸿章评价颇高，但他同时也指出李“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只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甲午战后不久，恭亲王奕訢病逝。弥留之际，慈禧派人去问谁可接任，曾主动提到光绪的老师翁同龢。恭亲王摇头道：“罄南山之竹，难书此大错。”其意在责怪翁同龢一力主战，而当时的中国确是不可战而战。
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式陆军，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击，他的上司荣禄便欲杀之而夺其军。但荣禄在小站检阅了袁的部队后，深为其军容齐整、器械精良所感动，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的本国军队。荣禄因此将袁世凯视为练兵奇才，不仅不予加害，反而引为心腹。
北伐军攻陷武昌，生擒守将刘玉春。刘玉春对记者说：“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无愧于玉帅（吴佩孚），惟愧对百姓耳。我虽大开汉阳门，然难民太多，每日出城者不过两千人而已，且争挤溺死者不计其数，实可悯哉。我情知不能守，所以守者为报玉帅也。玉帅主张或有斟酌处，然其人格高尚，且厚待我。我既殃民当死，纵千刀万剐可也。”国民军感其忠勇，释之。
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举行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北伐誓师典礼，当是时，蒋发表北伐誓词称：“国民痛苦，水深火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