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第8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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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青花园的房子我们只住了一年，到了二○○一年我和妻子先后都到武昌上班了。常青花园离我们单位有二十多公里路，还没有直达公交车，每天二人跑得都很辛苦。此时我们已经准备要个孩子，担心每天这么跑会不利于怀孩子。于是，我俩打算在武昌租一所房子，或者买一辆车。后来一算帐，租房子一个月要八九百，条件好一点的甚至要一千多；买车要投入十万，每月的折旧加各项费用要将近两千，十年以后还报废了。与其这样，不如咬咬牙贷款买套房子，首期付个七八万，每月还上一两千，十年以后房子还是自己的。当时我们手头有八万来块钱，又向几个朋友借了几万块钱，在武昌买了一套一百五十六平方米的四室两厅住房，离单位有六公里远，算是很近的距离了。买完以后，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找了个正规的装修公司简单地装修了一下，连家具带电器带装修只花了六万多块。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七、官场众生相

按理说银行应当算一个金融企业，而不是官场。但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国有银行却没有脱开行政机构的影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官场：银行里所有的职务，都对应以相当的行政级别；各级机构之间上传下达、公文旅行、文山会海。即便是不懂任何金融业务军队转业干部，只要一进银行就降半格安排以相应的领导职务。那几年银行收入高，有点门路的转业干部蜂拥而至，从业务处长、支行行长到办事员，到处都是转业干部。虽然军队转业干部的人品一般都还比较好，但说实话，外行领导内行是难以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总是听别人叫行长为“老板，老板”的，心里就挺不舒服。这银行又不是个人开的，行长不过是国有资产的一个管理者罢了，凭什么叫“老板”呢？因此我凡是见到行长，都只称呼他行长，而不是“老板”。行长最初对我还是不错的，那时我还不会用计算机做表格，有一次手工画了一个复杂的统计表，被行长看见了，于是行长称赞道：“啊，画的不错，一清二楚。”

一九九六年春天，我们处长接受了K地区分行的邀请，去他们那里春游。招待得很丰盛，我平生第一次吃到了甲鱼、乌龟、幼鲨、龙虾和其他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可是偏偏我生了一副贱肠胃，觉得这些大名鼎鼎的、象征着“高尚生活”的东西根本就没什么吃头，比起母亲给我做的糊辣汤、羊肉烩面、杂面条等简单饭菜味道差远了。这是我才体会到：一个人从小养成的口味是多么难以改变；而以前官方宣传的毛泽东只爱吃红烧肉，恐怕也并非因为生活简朴所致。我所爱吃的那几样东西，比起红烧肉的价钱可是差远了。再想一想这一桌子值好几千块钱，相当于几个农民一年的辛苦，心里实在觉得难受，于是勉强吃了几口就再不动筷子了。当时我心想：看来这些所谓的“上流人物”过的生活也不过如此，除了穷奢极欲还能有什么呢？

我们春游的K市是一座保持得相当完整的古城。那天我们一行人沿着城墙观赏游览，在城墙边的树林中发现几个尖嘴猴腮的人聚在一堆抽烟，一见到我们就手忙脚乱地往树林深处走去。廉处长看着几个瘦骨嶙峋的背影，摇了摇头说：肯定是一帮吸毒的，好好的人干啥不行，干吗非要往死路上走呢？游览完了城墙，我们又游览古城的街道。街道两边密密麻麻地开的都是发廊，浓妆艳抹、却又土的掉渣的发廊小姐暧昧地向我们招着手。

晚上，由K地区分行的佘行长安排我们到该市最大的一家娱乐城“活动”。临去之前，廉处长叮嘱大家说：“唱唱歌是可以的，但决不许洗桑拿、保健按摩、不许跳黑灯舞！我们是组织人事干部，一定要给下面做出表率来。”等我们去到那里，发现已经有十来个“小姐”在那里恭候了。佘行长是个又高又粗的壮年人，一看就属于那种精力过剩一类的，见了我们满脸堆笑着说：“没啥，耍耍轻松一下嘛。”只坐了一会，佘行长拉起一个“小姐”到舞池里跳舞去了。过了一会儿，舞厅灯光暗了下来，只能影影绰绰地看到人影。我下意识地一直盯着佘行长看，看到他在舞池中央和那个“小姐”接吻。春游回来后我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处长，处长显出很吃惊的样子。后来过了几天，分行发了一本书叫《银行思想政治工作汇编》。我翻了翻，里面有佘行长的一篇大作《论银行家的思想修养》，里面煞有介事地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银行家，一定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必须经得住金钱与美色的考验，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是个人民公仆，必须处处坚持党性与原则。这是一个银行家最基本的修养……”

那年年底，我第一次参加了人事系统的年终报表会。大家来到一个宾馆里，好吃好喝好玩，顺便做报表。把我负责的这一块的真实情况做了个报表，结果一汇，数字不平。于是在老同志的帮助下一改再改，总算调平了，可是我一看，这数据跟我掌握的实际情况驴唇不对马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期初数就是假的，期末数也是假的，一加上真实的干部变动数据，结果必然是错误的。已经成为我的同事的段科长见我急得满头大汗的样子，一边帮着我修改数据，一边告诉我他做了几十年报表的心得：千万不要想着真实情况如何，只要根据领导意图定好年末数，再根据上年年底的报表数字当年初数，中间的数据瞎编就行啦，只要报表平了就没问题。我不解地问：“那干吗还做报表呀，这数据有什么用啊？”段科长叹了口气对我说道：“有些事情，都是领导们定的，咱们只能根据领导的吩咐去做，别的也管不了啊。”

转眼到了一九九七年春天，又到了招收大学生时候了。总行给了我们行一百七十个进人指标，可是行里决定只招十个。这是因为总行对进人指标要求越来越严，控制的很紧，要想用指标办些走后门的事，就得“开源节流”。于是总行的进人指标我们全要了，却只用了十个，截留了一百六十个。当时廉处长已经调任分行纪委书记，人事处已经换了个新来的处长，姓申。总行跟我们要每一个新进大学生的花名册，申处长就命令我把所有投了自荐书的大学生拼凑一百七十个人报上去。为了凑够数目，连根本就没进我们银行的我的女朋友都被拉上去凑数。上报数据时，有“填报人”一栏，申处长要我签字，我不肯签。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出了事有行长和我顶着呢。于是我假装答应签字，但到底也没签。直到现在，总行的人员名单里还保存着这些假张三、假李四的名字。

那么，这些节流下来的进人指标用到哪里去了呢？一九九七年夏天进来这么一个人：国家某位部委领导的侄子。这个人本来是××省××县××乡××村××组的一个农民，不知从哪里伪造了一个大专毕业文凭，自称是学金融的，来报到时操一口难以听懂的乡音。我让他说普通话，他却怯生生地说不会。我根本无法相信，一个真正离家到外地上过三年大专的人竟然不会说普通话，于是怀疑他根本就没上过大专。我一边给他办手续，一边顺便装做请教他的样子问他“布雷顿森林会议”是那一年开的？他听了眼睛直发愣。我随手翻了翻他的档案，发现他的《货币银行学》科目是九十分。《货币银行学》能考九十分却不知道“布雷顿森林会议”这类金融ABC的人，我还真是头回领教。几天以后，我碰到另外一个毕业于该校的跟他“同班”的女孩（「注」此人也是“走后门”进来的，因为总行当时规定进人必须拥有本科以上学历，但这个女孩文凭却是真的）来报到，她说在学校里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后来这个人被分到某个处室，才几天工夫那个处室的边处长找上门来，骂道：“你们人事处真是不干‘人事’，看看给我分来个什么渣滓！”我们连忙问究竟，边处长怒气冲冲地说：“这个人什么都不会干，只有安排他拖地、往碎纸机里碎文件之类的勤杂活。结果发现他……不会用拖布！碎文件时他把一大摞文件一起往碎纸机里塞，一下子堵了，就用手去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