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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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之内，手续就办理完毕。5月2日，姑娘们就来到了部队。在阿斯特拉罕电话员训练班受训一个月后，舒拉被分到第115筑垒地域独立通信连，在总机工作。这是1942年7月在顿河的事。从那以后，即使是在最困难的形势下，她也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

1942年9月13日，在马马耶夫岗架设了一条由筑垒地域指挥部通往波扎尔斯基将军处的电话线。这一天，马马耶夫岗一分钟也没有安静过。大炮和迫击炮不停地怒吼。当时，要使通信不中断是很困难的，可是我们仍一直保持着通信。

到下午3点钟，通信枢纽部里的架线兵一个也没留下，都查线去了。再也派不出人去恢复被炸断的通信线路了。这时，舒拉对通信连长说：

‘请允许我去，总机上没有我也能应付。’

‘火力太猛，你甚至无法到达断线处。’

‘我能，中尉同志，只要您允许我去。’舒拉坚持道。

连长同意了。于是，舒拉捏了捏留在总机上的一个姑娘的肩头（这是告别的意思），悄悄地走出掩蔽部。

舒拉不止一次去查过线，当天曾战斗在马马耶夫岗而活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人都记得，自从9月14日中午通信再次中断后，他们再也没有听到舒拉的声音……

我常常回想，我们的女通信兵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的。在这战火纷飞的城市里，没有人来为她们构筑掩蔽部，她们自己或集体一起挖筑掩壕，然后用随手捡到的东西覆盖在上面。她们就是在这样简陋的掩壕里坚持工作了好几个月。她们经常就睡在工作的地方。

10月份，敌人摧毁了司令部的所有掩蔽部，这时，在右岸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对妇女同志｛“文｝来说，就更艰｛“人｝苦了。她们｛“书｝在沉闷、拥挤｛“屋｝的掩蔽所里工作，在露天下休息，好几个月没有喝上一口热水。

……塔玛拉·什马科娃在巴秋克师服役。我认识她。她抢伤员很出色，甚至趴在地面上连手都不敢抬起的情况下，也从前线抢救回许多重伤员，她为此而获得了荣誉。塔玛拉爬近伤员，和伤员并排地躺着进行包扎。她先确定受伤的程度，再决定该怎样处理。如果是重伤，那决不能留在战场上。塔玛拉经常用尽全身气力，把比她本人重一倍半、两倍的伤员背回来。有时无法把伤员背起来，塔玛拉就把雨衣、帐篷铺在地上，把伤员搬到雨衣帐篷上，然后匍匐着拖着往回爬。

塔玛拉·什马科娃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活下来的人应该感谢她的救命之恩。但许多被从死神那儿夺回来的战士，甚至不知道这位姑娘的名字。现在她在库尔干州当医生。

象塔玛拉这样的女英雄，在第62集团军里是很多的，第62集团军各部队受奖人员的名单中，就有一千多名妇女。她们中有：自始至终坚守在“巴甫洛夫楼”的玛丽亚·乌利扬诺娃；有从战场上抢救出上百名伤员的瓦利亚·帕赫莫娃；荣获红旗勋章的娜佳·扎尔基赫；在前沿阵地冒着炮火给数百名指战员包扎伤口的玛丽亚·韦利亚米多娃医生以及其它许多人。如在被围困的德拉甘上尉的守备部队里，为几十名受伤的近卫军战士包扎伤口、最后因伤流血过多而手拿绷带牺牲在伤员身旁的柳芭·涅斯捷连科，不也是一位女英雄吗？

10月后的后半个月，城市里的情况更复杂，前线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短，为避免无谓的损失，集团军军事委员会被迫把一些部队和机关撤往左岸，决定首先把妇女送往左岸。军事委员会命令各级指挥员和负责人让女兵们暂时撤到左岸，在那儿休整休整，几天后再回来。

军事委员会10月17日做出这个决定，18日早晨女通信兵就派代表团来找我。为首的是出生在卡梅申市的瓦利娅·托卡列娃。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

“司令员同志，您为什么要把我们从城里赶走？我们愿意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打败该死的敌人。您为什么要分什么男女？难道我们在工作上比男兵差？不管怎么样说，我们决不过伏尔加河。”

这是10月18日进行的谈话，是在我们转移到新指挥所之后，我告诉她们，在新指挥所里，我们无法全部开通所有的通信器材，形势迫使我们要改用其它较为方便的通信手段、即用便携式无线电台。这样，在没有为大型通信器材准备好工作地点之前，我只好把她他撤到左岸。

女兵代表们同意执行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但要我保证，一旦具备了工作条件，一定要让她们回到右岸来。

10月18日，她们渡过伏尔加河。而从10月20日开始，只要克雷洛夫、古罗夫或我同左岸进行电话联系，女通信兵们就同我们纠缠：“我们已经休息过来了，您什么时候让我们重新回到城里？”或者说：“司令员同志，您准备什么时候履行自己的诺言？……”后来，我们履行了自己的诺言。10月底，她们带着通信器材，回到了修筑好的掩蔽部。

我至今还记得斯大林格勒的优秀女侦察兵玛丽亚·韦季涅耶娃、莉扎·戈列洛娃、玛丽亚·莫托里娜等，她们一次次地钻过鹿砦和地下室，通过河沟和下水道，穿越前线到敌人后方去……

显然，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本书作者在谈斯大林格勒防御时，仿佛忘掉了左右邻的其它集团军？不，我没有忘记、而且永远不会忘记第64集团军所做出的英勇壮举，该集团军在勇敢的米哈伊尔·斯捷潘诺维奇·舒米洛夫将军指挥下，防守着城市的南部，在反击侵略者的疯狂进攻时，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坚强性，从而迫使希特勒的将军们，把本应用于攻击市中心的一些团和师，留在别克托夫卡和雷萨山前。

我怀着同样的感激之情，想念着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和西北部作战的部队和兵团的军人们。他们在那儿经常牵制着侵略者的大量兵力，从而减轻了城市保卫者的负担。打个比喻说，友邻部队从左右两面牵住了保卢斯的耳朵，使他无法为所欲为地进行武装掠夺。

我现在所写的只是我受命指挥的部队、兵团以及工人武装支部的战斗行动，是直接与我有关的、我耳闻目睹的事实。

围歼1

转折……它就象黑夜消失、黎明到来一样，不可避免地来临了。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城市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并把保卢斯的大量兵力牵制住时，我们就深深地感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准备力量，要对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敌重兵集团军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我们转入进攻的一天必将到来。

正如后来所知，1942年11月19日前，双方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有3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共的兵力1，106，1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5，501门，坦克1463辆。

敌人在该线拥有兵力1，011，500人，各种大炮和迫击炮10，290门，坦克675辆。

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出，苏联部队特别是在火炮和坦克上占有优势，这在实施反攻时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苏联最高统帅部巧妙地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是敌人所未能料到的。

双方的航空兵拥有几乎是同等数量的飞机，但在过去的9月份、特别是10月份的战斗期间，德国航空兵的发动机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耗完。苏军航空兵在发动机使用寿命和燃料方面占有优势得到了良好的保证。

到11月19日为止，第62集团军战斗队形的纵深不超过一公里。面对敌军，背靠伏尔加河。在它们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废墟地带，我们的部队就坚守在这里。

我集团军主力的右翼是柳德尼科夫师。在该师受到合围、已被紧逼到伏尔加河边，在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段内占领防御。

在左翼，近卫步兵第13师沿河岸占据着一条狭窄的地带。该师的防御纵深只有200—300米。集团军司令部位于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284师接合部后面，离前沿阵地800—1000米，我的观察所更近，就在从东边环绕马马耶夫岗的一条铁路路基上，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集团军的防御正面宽约25公里，敌炮火可以从任何一翼侧对我防御正面扫射个遍，机枪火力可以达到集团军战斗队形的全部纵深。处在这狭窄的地域里，情况变得复更为严重的是，因为市里的制高点马马耶夫岗、准确地说是水塔和107．5高地，都控制在敌人手里。敌人从这些地方可以控制由东通往伏尔加河的全部接近地，而这意味着，弹药、装备、食物都必须在夜幕的掩护下才能运到城里。

显而易见，这一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于是，集团军提出两项首要任务：一是消灭前出到伏尔加河的敌人，同柳德尼科夫师会合；二是夺取马马耶夫岗和107．5高地，以便把防御纵深扩展到达4．5公里，并消灭监视我集团军战斗队形和伏尔加河接近地的敌观察所。

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给部队补充一定的兵力和弹药，需要给集团军加强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的激烈的城市防御战期间，大本营和方面军首长几乎从不拒绝我们的要求。但在反攻前夕，很显然，是不会再给我们增派部队和坦克了，就是炮弹和子弹，我们得到的也有限。

我们只好动用所有的储备物资，部队的兵员补充也主要依靠康复的伤员，他们也早就想返回自己的部队、回到城里来。这期间，第62集团军越来越高的声望，象块磁铁把所有的老战士都吸引回来。

至于给集团军输送弹药、或增派坦克，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了。通过伏尔加河调运物资仍然是困难重重。从11月12日起至19日，伏尔加河面已有冰块流动。接连好几天，没有一艘小艇或汽船能破冰行驶。

11月19日清晨，雾很大。大概这一天是安排渡河最困难的一天。没人能够渡河过来。

我们甚至无法根据敌航空兵的活动来判断敌在营地里干些什么。在预定开始炮火准备的时刻，我怀着微弱的希望走出掩蔽部，希望大炮的轰鸣声也能传到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