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可夫元帅战争回忆录-第1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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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里，经常要把火炮挪到楼房旁，并通过窗口射击。在这种情况下，单靠炮班是无法搬动重型火炮的，他们需要步兵的帮助。

在城市作战中，步兵、炮兵、工兵、通讯兵、坦克兵和侦察兵之间的战友友谊、相互帮助和协同动作，对取得胜利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你在任何地方也看不到象强击城市时各兵种的战士之间所表现的这样的亲密的交往关系。战斗中他们随时都会感到战友的相互支援，他们肩并肩地共同作战。

特别要讲一讲侦察问题。在每一次冲击和强击之前均应进行侦察。进行不间断的侦察的目的，是要了解敌人的强的方面和弱的方面，而在此基础上，对敌人进行有把握的攻击。这就要求侦察兵具有勇敢无畏、积极主动和随机应变的素质。

在整个柏林战役过程中，维克多·利西钦上尉指挥的侦察组表现得非常出色。利西钦的侦察兵不止一次地潜入敌驻地，深入到最危险的地方，侦察了敌人的防御工事和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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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月26日夜，我把自己的指挥观察所迁移到贝勒—阿利安大街，这里离前沿较近。这条街道现在叫做梅林达姆大街。我们选择了一幢座落在离弗吕哈芬航空港主楼不远的五层大楼，这座楼位于维多利亚公园前一个三角形街区的岔口。楼房的墙壁已呈深灰色，看样子不只一次被大火烧过，窗户的玻璃全被打碎。在大门入口的上方，用水泥雕塑成的带有X这个德国法西斯标记的一只鹰已被熏黑，这只鹰的爪子抓着第三帝国的国徽。一楼是一个面积不大、但有黑色大理石圆柱的高高的大厅。这是一个既黑暗又不舒适的房子。这里的一切都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镶着暗色窗框的窗户，黑色的窗间壁和令人沉闷的灰色的天花板。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细节，是因为这间房子正好是与战争结束的事件有关。

当我来到新指挥所时，那里已架好了电话线。我接到报告：几分钟前这里发生了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有一个从三楼的楼梯转弯处用手枪向我们的通讯兵女战士们开枪射击。这些女战士没有惊慌失措，因为她们身后总背着步枪或自动枪。他们向上冲击。这个身着便服的人，一边还击，一边急忙地顺关楼梯逃跑。在瓦利娅·托卡列娃的带领下，通讯兵战士们紧追不放。这个法西斯分子躲入楼房的顶间里。姑娘们跟着他冲了进去，用自动枪向角落和黑暗处连连射击，然后用德语喊道：“举起手来！”没有任何人回答。姑娘们开始仔细地搜查楼房的顶间。突然，她们发现了这个敌人，他面部肌肉在抽搐，脸上一副失去理智的表情。他手里握着手枪，从角落里跳了出来，用脚踢开顶间的窗户，喊了一声“希特勒完蛋了！”便一头冲马路栽了下去。

女通讯兵们让我看了这家伙的尸体。他躺在院子里，被一块蒲席盖着。

这是法西斯分子应得的下场……

4月27日，我军继续对旧柏林的各街区进行强击。将近傍晚时，我基本兵力已开始向蒂尔花园区——希特勒军队的最后防御地区进逼。

突击第3、第5集团军顺利地向柏林市中心——蒂尔花园区进攻，这附近设有第三帝国的主要的国家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以及国会就隐藏在帝国办公厅内。这两个集团军行动坚决，战术灵活，为我军在历史性的柏林战役中取得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沙尔勒滕堡地域作战。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左翼作战的是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

部队企图于行进间强渡兰德维尔运河未获得成功。蒂尔花园区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岛，被施普雷河和运河环绕着，这里由党卫军的几个精锐部队和警卫营守卫。希特勒匪徒们隐藏在坚固的建筑物里，从里面便于向外观察，并能对所有通向水障碍的接近地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傍晚，我听完各军军长和各独立部队指挥员的报告，并亲自进行了地形勘察之后，我决定让进攻部队休息半昼夜。但同时不能放松牵制敌人的行动：对各支撑点加强侦察，加强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控制所有的广场和街道。

休息一直是必要的。这不仅仅是为休息而休息，也是为了给各强击群扩充人员，并为部队输送弹药。摆在炮兵和迫击炮兵面前的任务是：使自己的行动与从东面、北面、西面进攻政府街区的友邻集团军的炮兵协调一致。包围敌人的合围圈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炮弹和迫击炮弹的弹着点稍有误差就会造成我军部队的伤亡。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和司令部在对各强击队的人员进行补充和变更部署时，特别注意到指挥员、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配置情况。任命新的指挥员代替失去战斗能力的指挥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个指挥员应富有主动精神，并且行动果敢。如果战士们十分信任地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他，如果他在党员和团员中有深厚的基础，这样的指挥员就能完成任何任务。负责选拔工作的领导，在任命谁担任强击群或强击队的指挥员之前，应听取党的工作人员的意见，并应该与普通的党员交换意见。

重要的是，指挥员要接近战士，善于找到打开战士心灵的钥匙。能正确提出任务，这只是事情成功的一半。要使每一个战士对面临的任务都很清楚，要使战士们情绪激昂、得到鼓舞，以便他们深刻地理解自己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去执行的那些任务的意义，然后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完成指挥员的勇敢的决定。仅凭命令和指示是不能获得这种效果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支持指挥员。要有能够打动每个战士心灵的语言，要作出勇敢和自我牺牲的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对胜利充满信心。

生活本身使我们认识到，必须十分重视党政工作。在巷战中，党的政治工作应做得特别灵活和讲求实效。在这种条件下，用一般的命令和抽象的谈话是达不到目的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应该接近战士，和战士谈话应谈具体事。例如：如何更好地保养武器；怎么机智地消灭敌人；问问战士是否清楚自己在进攻中的职责，是否记住了信号，有没有带个人急救包和应急储备食品。谈话既应严肃认真，又应无拘无束，其目的是使战士们充满必定完成任务和必定取得胜利的信心。

当我写这几句话时，近卫步兵第79师第220团第1营政治副营长H·B·卡普斯强斯基上尉的形象便浮现在我的眼前。他外表平常，身材矮小，消瘦，不爱讲话。

战士们对他的评价是：“政治副营长不喜欢多说，却喜欢多听。但是，一旦他开口讲起来，每句话都讲到点子上。”

在攻打柏林的日子里，卡普斯强斯基从不总呆在一个地方。谁也没有看见他休息过一会儿。刚才还在营长这儿了解情况，一会儿就又不见了。如果到某一个强击群去打听他的情况：

“你们见到副营长了吗？”

“刚才还在我们这儿，给我们讲了一些优秀战士的事迹，安排了战斗快报的出版，后来就到邻近的队去了。”

“谁跟他一起去的？”

“就他一个人。”

“要是被敌人的狙击兵在什么地方打中了他，或者被倒塌的墙埋住了，那你们就没有政治副营长了！”

“我们也很担心，但他不让别人陪着他，他说‘没有尾巴’也对付得了！”

他是一个谦虚、勇敢的人，他从不考虑自己。仅是为了给战士们带去好消息、或用语言和实际行动去鼓舞和帮助战士们，他钻入一个个地下室，冒着枪林弹雨穿过一条条街道。卡普斯强斯基在战斗的第1天，就指定营党小组长、团小组长负责第2、第3强击队的工作，他自己去指挥第1强击队。第2天，党小组长和团小组长互相交换了位置，而卡普斯强斯基仍留在准备攻击泰姆泊尔霍夫火车站的强击队里。营里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能经常看到自己的领导。在深夜或者在暂时停火的时刻，卡普斯强斯基召集积极分子进行一天的总结，下达指示和提出建议，然后重又回到最困难地段的战士们身边。这样一来，营里的每一个战士，无论是自动枪手或是工兵，无论是炊事员或是通信员，都能了解到形势和自己的任务，都能知道刊物上刊登的和电台广播的最新消息。第1营和1营的各强击队在战斗中总是取得胜利，这里面有着这位政治工作人员的很大功劳。

1营是第1批进抵兰德维尔运河的部队之一。

“政治副营长现在在那里做什么呢？”我问向我介绍卡普斯强斯基情况的一些同志。

团里有人很快通过电话向我报告：

“他在帮助战士利用就便材料制造浮游工具。”

“什么浮游工具？”

“因为明天我们要……”

已在进行强渡河的准备工作，跟我通电话的同志不敢公开承认这一点。

“明白了，明白了。你们准备去捕鱼和游泳啦！”

“两者兼顾。而他在我们这儿，这方面他是大能人。他用普通的帐篷可以做成一条小船，他扎的这种筏子，样子很好看。战士们现在正在围着他跟他学呢！”

“他做的很对。谢谢，再见！”

在开始实施最后的突击之前，在这场战争结束已为期不远的时刻，几乎每个战士都会想像自己将来的和平日子。在这种情况下会产生疑问：这会不会影响军队的斗志呢？最后都想活着看到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领导战士们去完成危险的任务呢？况且，在巷战中，师长不可能象在野外作战那样，亲眼看到自己部队的战斗队形。这里没有连续的堑壕和掩体，也没有供观察所利用的制高点。四周全是房屋、墙壁和废墟。各分队隐蔽在地下室内、在有结实墙壁的院子里以及在僻静的小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