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最后的荣耀--大明1592·抗日援朝-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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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平壤再向前，则是前面提到的李恒福的报告，说李如松“大军到临津，不食二日，马死者不知其数云矣。”
明经略宋应昌给兵部尚书石星的信中则道，连日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粮草不继，日军撤退前大肆烧杀，以至在开城连根马草都找不到，使得明军马匹大量倒毙。明军士兵因为没吃的，只能以死马肉充饥，再加睡在冰雪中而“冷疫俱兴；食死马肉疔毒又发，兵甚疲赢”，同时探知汉城日军不断增兵，但入朝明军目前仅实到三万多，所以李如松连连“请借辽兵，急如救焚。”
此类散碎记载比比皆是，读之令人触目惊心。
在明知人无粮马无草、士兵饿得死去活来、战马病亡过半，明军尤其是主力辽东骑军丧失绝大部分战斗力的状况下，朝鲜人仍旧要求李如松继续向前保持攻势，这我就绝不认为是单纯地缺心眼了。他们的心态，就完完全全地是只要能尽快光复朝鲜，死多少别人家的孩子他们都不心疼。
在我写到这里之前，至少有两次难以为继，迟迟无法下笔，很长时间里都没写出一个字来。因为心绪实在太乱，我不知道怎么写、怎么说，才能表达清楚心里的感受。
看着一页页史料上的文字，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平壤恶战后的景象——冰天雪地中遍地是明军伤兵，大雪和雨水落在他们冰冷的铠甲上，他们没有吃的，奄奄一息地横卧道旁的泥浆水中，靠意志维持着生命。这些远离家乡的大好男儿铁血汉子们，眼中满是挣扎求生的光亮。这一幕是那么的真实，我好象就身处其中，只要伸出手去就可以触摸到他们瘦骨嶙峋、伤病饥饿的身躯。
可同时我又觉得虚幻无比，心里充满了浓烈的无力感。因为我只能这样看着他们挣扎在伤病和饥饿中，甚至最后死去，而我却无法改变什么，哪怕是一点点——这是历史。
历史无法改变。这一度让我感到那么地无奈和无力。
当最后写完这段时，我开始真切地感受到了一股使命感——写历史，不能改变历史，但可以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些什么，有什么是我们不该也不可以忘记的，有些事和有些人是我们必须要记住和尊敬的——譬如这些在历史上留下或没留下名字的汉子们，这些在四百年前远狩国门之外的中国脊梁们。
请永远记住他们。
明军的撤退，除了军马、人员伤病以及后勤补给因素以外，李如松将主力撤回平壤，还有另一个军事上的重要考虑。这个考虑，一半是为自己，一半是为朝鲜人好。
小西行长的第一军团和其他几个军团，现在都龟缩在汉城。可不要忘记了，在咸镜道那边，还有一头叫做加藤清正的饿狼在盘踞着。
加藤清正的第二军团在去年攻克咸镜道以后，后悔药就一把一把地吃。虽然他捉到了朝鲜两个王子，还摸到过大明的领土，可惜这些虚名并不能带给他更多好处。咸镜道是朝鲜最贫瘠最寒冷的领土，时值冬季，距离后方又特别远，遍地都是朝鲜义军，第二军团在这里的日子苦不堪言。所以他一路痛并快乐着，快乐是因为他走得最远，远远地把那个药贩子甩在了后边；痛则是日子不好过，很不好过。
郑文孚、李鹏寿两名义军首领在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围绕着吉州府连续打了三场胜仗，被称为北关三大捷。虽然在加藤清正的支援下，最终这股义军被击退，但日军付出的代价也相当大。从此加藤打消了控制咸镜全境的念头，把主力都集中在稍微富庶一点的吉州附近。咸镜道现在成了第二军团嘴里一块剔了肉的腔骨，食之硌牙，弃之可惜。
在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汉城方面判定咸镜道已经失去了固守的意义，石田三成派人通知加藤清正撤退回汉城。接到命令之后，加藤清正快快乐乐地开始收拾行李，逐渐收缩防线，从吉州沿海岸向南部咸兴方向撤退。
万历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第二军团正式离开吉州，很快加藤清正就不快乐了。因为二军团一出吉州，就开始顶着义军不断追击和漫天的大雪，跌跌撞撞地从端川、新昌、北青一路东遁，使得这条回家之路成了一次无比凄惨的大行军。途中不断有人掉队或者冻死，周围的人根本顾不上施以援手。这与第二军团进入咸镜道时的意气风发，真是天壤之别。
加藤清正与锅岛直茂于二月十七日抵达咸兴，此时第二军团伤亡率大约已超过了四成。
咸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地方，它位于咸兴平原东部，城川江下游左岸，与平安道只隔一道山岭。如果加藤清正有兴趣的话，他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咸兴以东九十里处的草原馆南下越过山隘，沿山谷小路疾行，进据平安道的德源、阳德，出现在平壤城的北部。
届时，加藤清正可以选择进攻明、朝联军的安州粮草积屯地，掐断明军气若游丝的补给线；或者配合汉城日军对平壤、开城同时施加压力。无论选择哪一个，对于明、朝联军的打击，都是致命的。
无论加藤清正有否考虑过这些，作为当时的中朝最高指挥官，李如松都不能忽略掉这个可能性。战争中这样的事情太常见了，一件事情有99％的可能不发生，但万一出现了那例外的1％，便有可能导致全军覆没。他不能冒这个1％的险。况且这个可能性还不是1％，而是很大，相当大。只要汉城日军和二军团一联络，马上可以对平壤实现前后夹击。无论如何，平壤是不容有失的，因此当他进击汉城时，依然在平壤和开城留下了三分之二强的兵力，过江兵力按最大估算，也只有一万一千人。之所以这样，一当然是粮草不够大军前进，二则是他得时刻防备来自侧后方日军二军团的进袭。
当朝鲜人后来质疑李如松退兵时，李如松也向朝鲜人解释过自己的这个顾虑：“先除咸镜之贼，以绝侵袭之患，然后进取王京。”李如松是绝对不敢把自己的后背交给朝鲜军去守护的。不过他这个并非杞人之忧的考量，遭到了朝鲜人的大肆嘲笑，他们说这位李大提督自从碧蹄馆一败后“事机多误，气势催挫，皆思撤归。”认为这不过是他想撤退的借口而已。
遗憾的是，宋应昌在给袁、刘两位参谋长及与其他官员的书信中透露，明军自平壤之后，就已经决定将兵马分为两部，一部驻扎开城沿江把守，一部守平壤防止加藤清正背后袭击，此事显然不是如朝鲜人说的那样，是李如松在碧蹄馆被吓破胆了。同时他与李如松更是早早认识到，前方日军将大大超过此刻在朝明军的总兵力，因此两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一直向国内兵部催发援军，希望先借点辽军来增援，并催促应到未到的五千川军等部队尽快入朝。宋应昌在平壤大战前后，几乎每封给兵部和石星的信里都要反复催兵，确切地说，不是几乎，而是一定。
后来加藤清正终于没动平安道的心思，直接返回了汉城，这让朝鲜人笑得更厉害了：“看吧，李大提督又在杞人忧天”——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事实上，正是因为李如松及时收缩，才让加藤清正感觉无机可乘，才老老实实返回汉城。这是一因一果的关系。
对李如松的及时回军，宋应昌的评价最准确：欲使咸镜之贼，闻先声而不敢来也。
更讽刺的是，别看朝鲜人嘲笑李如松不遗余力，其实最担心加藤清正袭击平壤的，正是他们自己。
早在二月四日，平安岛左防御使李镒便有飞报入朝，说加藤清正撤到了咸兴，有南下平安道的打算，并警告说凭借朝廷在平安道北侧的防守兵力，根本抵挡不住。
对于这个心腹之患，朝鲜国王李昖害怕得不得了。他们在伊川、谷川附近没有任何驻军，如果加藤清正打算在这里动手，朝鲜军将没有任何防备。
他害怕自己会被偷袭，所以无论宋应昌和大臣们如何催促，这位国王打死也不肯驻回平壤，宁可在义州多呆两天。李昖后来被人催得急了，总算说了实话：“北贼未灭，如在人背，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而我乃轻入其中，不可也。”
看看，李昖对加藤清正怕成这副样子，连平壤都不敢进，却还有余力嘲笑李如松的稳重用兵。其实嘲笑李如松胆小还是其次，更关键问题是李朝君臣们很清楚地知道，加藤清正“万一逾岭向西，与京城之贼相为犄角，截天兵之后，天兵前后受敌，此危道也”，这是会要大家命的，所以坚决不肯“轻入其中”。那么，明军轻入其中就可以了么？在碧蹄馆大战之后，李朝君臣依然要求李如松不回防，要他继续前进拿下汉城，这是什么心态？
在许多历史书中，都把碧蹄馆之后的李如松描绘成是一个怯懦、胆小如鼠的将军，说他白白舍弃了大好局面，没有鼓起剩勇追赶穷寇，反而一味退缩避战，以致战事蹉跎。
事实上只要多看看三方史料，再看看朝鲜地图和三军部署，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在平壤大胜光辉掩盖之下的，是马疫遍地横行和极端缺衣少食，明军和辽东集团军因此几乎丧失了大半机动能力和战斗力，更兼春雨连绵，道路翻浆，前方有至少一倍于己的敌军驻守在坚城内，还有一支强大的敌主力军团在侧后方虎视眈眈，无论天时、地利、人和均不在明军这边。在如此“大好局面”之下，假如李如松按照朝鲜人的心愿强行突进，饥肠辘辘地冲到汉城之下，下场不用说天知道，我用脚指头想也知道——全军覆灭。
现在我们知道，碧蹄馆之役的胜负，无论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抑或是在壬辰战争史上，都不会改变什么，这只是一场胜败完全无足轻重的遭遇战，除非李如松阵亡，否则其胜负不会影响明军之后任何动向。
李如松轻军突进快速进击汉城，当然有争功的因素在内，但究其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