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之铁证-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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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交战资格而从事军事行动者,如被敌人抓获,则不享受俘虏待遇,当作为战时罪犯被处以重刑。(着重是田中正明所加)(见《虚构》157页)
信夫淳平在《上海战役与国际法》中则又胡说:
无交战资格而采取敌对行动者,则为非交战者行为,顽抗作为战时重罪犯处以死刑或近似死刑之重刑。(见《虚构》第157页)
田火田茂二郎和信夫淳平所述是否就是国际法呢?否!1907年的陆战法规规定,民兵或义勇军具有下列各条,才拥有交战资格:
一、拥有对部下负责的统率者;
二、具有从远处能加以识别的固有的特殊标志;
三、公开携带武器;
四、依据战争法规和惯例行动。
《海牙公约》规定上述“四个条件”,承认便衣队拥有交战资格。但田中正明却加以否认,诡辩说:“即使从上述条件看,仍难以说便衣队是‘拥有交战资格者’。”(见《虚构》第157页)他的胡言乱语与田火田茂二郎、信夫淳平二唱一和,目的混淆国际法的是非,用日本一国之法替代国际法,为屠杀中国平民制造口实,是一种污赖手段。
中国在保卫南京战役中并没有使用便衣队作战,故所谓便衣队不具备作战资格不是本段讨论的重点。守卫南京的共7个军(包括教导总队)、13个师以及若干炮兵部队等等,这里也不着重讨论。所要证实的在南京并无便衣队,更无采取敌对行动者。《一个德国人的所有所闻》证明“在市区内,中国人没有向日本军开过一枪”便是在南京没有便衣队有力的证据之一。
当时以高冠吾为头子的汉奸深入到南京各个阶层,活动猖獗,无孔不入,四出搜集政治、军事情报、南京守军的配备、各军师的指挥官、武器装备、作战动向,他们都能一一掌握,就连蒋介石秘密离开南京这样极为重要的情报,汉奸们都能及时地向日本方面报告。那么“便衣队”一事走狗们哪能一无所知?试问:该“便衣队”是什么番号?接受哪个战区指挥?“便衣队”的领导人是谁?编制状况如何?各有几个大队、中队,队员多少?他们使用什么武器?作战动向是什么?在南京城里城外什么地方与日军交过火?双方伤亡各有多少?日本军从“便衣队”员手中缴获到多少武器?
虚构之十,荒唐地编造故事情节,通过算术演算,用来作为历史评论的“证据”。应该看作是《虚构》要害的另一表现手法。
田中正明引用原《每日新闻》特派记者五岛广作的报道:
所谓一个月二万起强奸案是这样计算出来的:18日前后,中国经营的妓院开张,有十五、六个娼妓,兵收五笔钱,军士收一元,军官收五元,生意很兴隆,一个妓女一天接待四、五十人为老板赚钱。这样计算起来,当然一个月就达二万起。据推测,二万起的根据可能就是这个。(见《虚构》第252页)
我们说田中是虚构的专家,一点也不会冤枉他,前面出现了“据说”和“估计”,这里又用计算的“假设”和“据推测”作为对历史评论的“证据”。
日本军攻陷南京后,在疯狂屠杀市民的同时大肆强奸妇女、发泄兽欲,据外籍人士提供的材料,并经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调查认定,在南京市内发生了2万起左右的强奸案件。
马吉牧师就日本军强奸妇女的问题致其在上海的妻子的信中说:
12月17日,星期五。掠夺、屠杀和奸淫的情况不断发生,有增无减。从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大致算来也有一千个妇女被奸污。一个可怜的女人竟被强奸了37次。另一个妇女,她那五个月的婴孩被日本兵活活闷死。那是因为这个兽兵在强奸时,为了不许婴孩发出哭声来。如果妇女进行反抗,就会遭到刺刀杀害。
鼓楼医院麦瞳勒姆牧师,用12月19日的日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说:
一个星期已经过去,那是今世的地狱,讲起来令人胆寒。——我不知道从何讲起,从何结束。迄今为止,我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和看到过如此残忍的事件。强奸—强奸—又强奸—一个晚上多达一千起,白天发生这类事件也很多。假如有人表示反抗或稍不同意,日本兵就对她们或用刺刀戳杀,或开枪打死。这种情况,我们一天可以写数百件。民众得了歇斯底里病。(《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17页)
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处《敌人罪行调查报告》作为检察方面的证据,曾在远东国际国事法庭上提出:
从一般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受害者甚多。日本军所采取的手段有强奸、轮奸,凡拒绝被强奸者都遭杀害;有的或迫使父亲奸污他的女儿,或迫使哥哥奸污他的妹妹,或迫使公公奸污他的媳妇,从中取乐;也有的割去妇女的乳房,戳破她们的心脏,打坏她们的下巴,拔掉她的牙,其状惨不忍睹。(《记录》58号,载前引书1,第144页》)
许传音博士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时举了一个不堪入目的例子:
不知道有几千名妇女受到日本凌辱后被杀,连尸体也被污辱。士兵们在市中心及其外围地区反复进行这些行为,以南门“新开路七号”为例,这一家有11个人被杀。
当军队来到房门口时,年老的祖父出来接待。他当场被杀。70多岁的祖母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跑出来看,她在离丈夫几步路的地方也被枪杀。他们的女儿抱着婴儿过来,日本兵把她和婴儿两个全部杀害。家中有17岁和14岁两个未婚少女,都受到士兵凌辱后被杀。一个少女倒在桌子上的血泊中,有短棒插入她的阴道内;另一个阴道被插入了香水瓶,倒在血“床”上。其他还有五个女人在家中被杀。日本兵把这一家看到的人全都杀害了。有一个少女住在附近,在他(她)们被杀后,躲了一天一夜,才幸免于难。(《记录》29号,载前引书Ⅰ,第29页)
许传音博士证言的内容,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同样得到马吉牧师的证实,他说:在那一家里到处都是血迹;如果他当时带有摄像机,想必能把当时的血迹颜色清楚地拍下来——其中一个少女被强奸的桌子,以及另一个被杀害的少女的床上,到处都是血迹斑斑。
这些在法庭上的证言,又经检察方面调查证实的血淋淋的事实,一件件清楚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令人不寒而栗,岂容五岛用日本军“嫖娼”的谎言来混淆视听,加以否认。
对于日本军强奸的暴行,我们在《铁证如山》一节中曾经引用了王芝如的证言,她家当时住新路口,一家9个人被杀害7个;其中大侄女(20岁)、二侄女(18岁)和姑子都活活被糟蹋死了。她今年85岁。夏淑琴是王芝如的外甥女,当年7岁,亲眼所见,她背脊被戳两刀,左臂被戳一刀,至今还留有伤疤。
第四部分第54节 为什么要选择南京下毒手(11)
许传音博士编写出版的《南京安全区档案》中,例举了1937年12月13日至次年2月13日期间,就日本军在安全区内所犯的暴行,曾向日本驻南京大使馆提出了交涉,反映了日军444件的犯罪事实,其中大部分是日本军强奸妇女的暴行。许传音的记载是不够全面的。但仅仅就此也可看出日本军在南京强奸暴行的严重程度——安全区内有外籍人士监视,日本兵多还有些顾及,而在安全区之外他们便随心所欲,一般的青年妇女到六、七十岁的老妈妈他们都一逞淫欲,先奸后杀的甚多。强奸暴行很多,仅在《南京暴行报告》中摘录几个典型如下:
12月19日,日本兵闯入北平路59号,前天有两个姑娘被奸污,今天又有两个姑娘被奸污,其中之一,因摧残过甚,性命难保。
12月19日下午7时半,两个日本兵轮奸怀孕9月的17岁少妇,9时,阵阵腹痛,12时婴孩落地。今晨2时送鼓楼医院,产母神经错乱。
12月26日,三个日本兵轮奸陈家巷(译音)6号内一个13岁的小姑娘。
2月5日,一个日本兵闯入西华门附近大中桥陈姓(译音)住宅,索要姑娘。因室内并无姑娘,该日本兵乃鸡奸了一个18岁的男青年。
2月7日,12岁的幼女半夜被奸污。她是于昨天才和父母返回大方巷家中的。今天她的父亲又把她送回收容所。她的下体发肿,不能行走。
1月29日,吴殷氏,年19岁,刚分娩4天,被日本兵强奸了。
1月31日,在彩霞街一海货店隔壁小巷内,一位年逾60的妇女和12岁的小姑娘都遭日本兵强奸后,用刺刀刺进她们的阴户而惨死。
1月11日夜,两名日本兵闯入高家酒馆44号,索要妇女。因该家没有妇女。日本兵便在隔壁劫持两名妇女,当她们丈夫的面轮奸。
2月1日,吴金生(译音)回到光华门外家中,7个日本兵拖出一个老妇,强迫两人性交,他们在旁欢笑(以上摘自《史料》第215、217、219、224、235、375、381、396、223各页)。
12月13日,陈吴氏,58岁,住佛心桥20号,被三名中岛部队士兵轮奸后杀害。
程张氏,58岁,住三牌楼洪庙2号,日军进城后先将她轮奸,后用木棍由阴户捅入腹部致死,惨不忍睹。
12月13日,王娄氏,44岁,住高辇村,当日在家守门,被日本兵先奸后杀,死时赤身裸体。
12月28日,刘陈氏,33岁,住赛虹桥南村11号,当日被一名日本兵强奸,过后又被强奸一次。她丈夫刘学德见到日本兵又来拖刘陈氏去奸淫,上前阻止而被日本兵用步枪吓死。
12月14日,梅周氏,17岁,住黄泥塘,当日被数名日本兵拖入地洞内轮奸,复用枪击中头部致死。
12月12日,陈筱香,11岁,住雨花台1号。当日日本兵闯入她家,企图强奸未遂,当场被日本兵用枪射中胸部致死。
12月13日,陶汤氏,18岁,住门东仁厚里5号。当天日本兵到她家搜索,被数名日本兵轮奸,复用步枪射杀,又用刺刀戳其肚子,并以火烧死,其情至惨。(以上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