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老师没教过的历史-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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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此一项业绩，范仲淹就足以在兴化名垂青史，万古流芳，但他为兴化人民做的大事可不止这一件。

在范仲淹任职兴化之前，兴化的经济和文化都还处在待开发状态，没有出过一个名人，甚至连有名有姓的文化人也没出现过。范仲淹到任后，在为民兴利的同时大兴教化，于兴化南城外，建立县学培养人才。县学位于三闾（即三闾大夫屈原）遗庙之侧，山子庙（纪念兴化创始人昭阳将军的庙宇）相对，共同构成兴化城内的一处优美精致。县学内筑有文会堂，范仲淹不但自己诲人不倦，还经常聘请有学之士到此讲学。在范仲淹的倡导推进之下，兴化境内读书求学蔚然成风。

范仲淹培育了兴化百代文风，宋朝时就有时梦琪首中进士，称为“开科第一”。自南宋咸淳至清末光绪，兴化有二百六十二人中举，九十三人中进士，在苏北实属罕见。文化名人也随之层出不穷，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有小说家施耐庵、文艺理论家刘熙载、“扬州八怪”之中的郑板桥和李鱓等。

后来，兴化发生蝗灾，旱灾，上报朝廷后，皇帝没有当成一回事，当时已在中央任职的范仲淹又一次为兴化百姓请命，犯颜直谏：“宫中半日不食，当如何？”仁宗“恻然，即命仲淹安抚，开仓赈恤”。兴化人民深感范仲淹之恩德，他健在时就已建生祠供奉，死后建成范公祠，一直保留至今。

作为兴化人的施耐庵，和所有的父老乡亲一样崇敬仰慕先贤范仲淹，所以，他在创作《水浒传》的时候，将范公写入了书中，以表达自己的爱戴怀念之情。

《岳阳楼记》是这样写成的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名言警句，而且很多人都知道它出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却很少有人知道《岳阳楼记》这篇文辞奇美、立意深远的散文佳作实际上是一篇看图作文。

范仲淹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文学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诗词散文都享有盛名，特别是词作《渔家傲》、《苏幕遮》和散文《岳阳楼记》，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当然还是这篇观图而作的千古奇文。

谈到《岳阳楼记》的写作，还得从范仲淹抵御西夏保家卫国说起。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西夏国王李元昊入侵大宋西部边境，在定川寨大胜宋军，而后直取渭州（今甘肃省平凉市）和泾州（今甘肃泾川），泾州知州滕子京（与范仲淹同年得中进士，并且同属改革派）在招讨使范仲淹的支援下击退了西夏军，取得了泾州保卫战的胜利。战争结束之后，滕子京大摆牛酒宴犒赏三军，特别是羌族首领和兵士，并安抚死者亲属，按当时边疆风俗在佛寺里为死难将士祭神祈祷。

后来，有人弹劾滕子京在泾州时滥用官府钱财，虽有当时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总理）的范仲淹和谏官欧阳修为之辩白申冤，但还是被从京城贬到了凤翔府（今陕西省宝鸡市），后又贬往虢州（今河南灵宝）。御史中丞王拱辰认为滕子京“盗用公使钱止消一官，所坐太轻”，于是，滕子京在庆历四年春又被贬到了远离京城的岳州巴陵郡（今湖南省岳阳市）。

仕途受挫的滕子京来到巴陵郡后，并没有一味地漫嗟荣辱、低沉消极，而是尽力为当地百姓办事造福，如扩建学校、修筑防洪长堤和重修岳阳楼等。

重修岳阳楼之后，滕子京给好友范仲淹写信请他作记，他在信中说“山水非有楼观登览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并随信附送了一幅《洞庭秋晚图》，供范仲淹参考。

此时的范仲淹已被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们排挤出京城，由参知政事贬为邓州（今河南省邓州市）知州。他深知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滕子京之心境，收到老朋友的信后，就开始了《岳阳楼记》的酝酿。

庆历六年（1046年）九月十四日的晚上，邓州花洲书院内，夜风送爽，月光明媚。范仲淹把《洞庭秋晚图》张挂起来，开始凝神构思。他生于苏州吴县，幼时去太湖玩过，母亲改嫁后，又随继父到洞庭湖畔的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读书，所以对太湖、洞庭湖的风雨晴晦种种风情非常熟悉。如今怀想起来，岳阳景色之妙，全妙在那一望无涯的洞庭湖，你看她“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若夫霪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

在《岳阳楼记》中，范仲淹借楼写湖，凭湖抒怀，抒发了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爱民之情怀，表现了虽遭迫害仍不放弃理想的顽强意志，同时也鼓励和安慰了一样遭贬的战友。

不久，范仲淹的看图作文《岳阳楼记》送到了岳州巴陵郡，滕子京读罢大为感动，立即命人勒石刻碑以传之后世。文章最后那句格言——“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不胫而走，风也似的传诵开来，并且穿透几十万个日日夜夜，一直传到千年后的今天。

第70章　　“厚黑”沈括

脸厚心黑的人大多存在于身为王侯将相的政治家中，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中很少有这样的，但很少不等于没有，《梦溪笔谈》的作者，北宋科学家沈括就是一个反例。

沈括在科学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的《梦溪笔谈》被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之为“中国科技史上的里程碑”，“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但谈到他的为人处事，实在乏善可陈。沈括不仅脸厚，而且心黑，而且在这两个方面都有着特别高的水平、相当深的造诣。

说起大科学家沈括的厚黑，大文学家苏轼和大政治家王安石是两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公元1069年，宋神宗赵顼即位，不久，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变法运动。沈家和王家是世交，沈括父亲的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亲自书写的，所以沈括积极地参与了变法，并且得到王安石的信任和器重，先后担任了管理全国财政的最高长官三司使等许多重要官职。

苏轼那时刚刚服完父丧回到京城。他在返京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造成了损害，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苏轼像他那些此前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在被变法派控制的朝廷中站不住脚了，于是他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两年后，沈括奉神宗皇帝之命到苏轼为官的两浙地区视察工作，临行前，喜爱苏轼诗歌的神宗特意嘱咐沈括到了杭州不要为难苏大诗人。

沈括和苏轼虽然一个擅长搞理科，一个是文学泰斗，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而且曾经是国家图书馆的同事，所以彼此之间一直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两人见面之后，沈括先嘘寒问暖哥们儿义气一番，接着便要欣赏苏轼最近的诗文。苏轼向来对自己的字和诗都很自恋，就挺高兴地写了送给沈括，却没想到这些诗作后来竟成了他的罪证。

公元1079年，变法派中的李定等人故意歪曲苏轼的诗句，以讽刺新法为名大做文章，结果，苏轼到任湖州还不足三个月就因为“网织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

令苏轼没有想到的是，他曾经的好朋友沈括竟然也站出来揭发批判自己。沈括以苏轼当年送给他的诗作为所谓的证据，向中央举报苏轼，说苏轼在诗里面诽谤朝政，讽刺皇帝。

幸亏宋神宗不是个真正糊涂的皇帝，且颇有爱才之心，而且宋太祖赵匡胤早在建国之初就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所以苏轼才在坐了103天大牢、几次濒临被砍头境地之后幸运地逃过了他人生中这最可怕、最沉重的一劫。

如果说沈括不念旧情，栽赃诬陷苏轼还有些政治立场之争的色彩，那么他对于王安石的落井下石就只能证明他是个心黑脸厚、负义忘恩的反复小人。

如前文所言，王安石升任宰相开始变法时，沈括积极参加，力挺新法，成了变法派中的中坚人物之一。但是，几年之后，当宋神宗迫于皇太后的压力罢了王安石的相位时，沈括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上书历陈新法的弊端和害处，气得王安石骂他“沈括小人，不可亲近”。

“乌台诗案”之后，苏轼走上了越来越远的外放之路，正是即从黄州到杭州，便下惠州向儋州，而沈括的官却越做越大，甚至成了主政一方的封疆大吏。

公元1080年，为抵御西夏，朝廷任命沈括为延州太守，兼任鄜延路经略安抚使。两年之后，又升龙图阁直学士。

但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沈括不久就遇到了麻烦。在永乐城一战中，他和给事中徐禧等人贪功冒进，不听随行内侍李舜举劝告，在死地筑城，结果酿成永乐城惨败，损失士兵两万余人，民夫无算，高永亨、李舜举等都壮烈牺牲。此战是北宋历史上较大的惨败之一，并使得平夏城大捷之后良好的统一形势被葬送。

此事沈括虽非首罪，但他毕竟负有领导责任，加之在战役中救援不力，因此被贬为均州团练副使，随州安置，从此形同流放，政治生命宣告完结。

1088年，沈括移居润州，将他以前购置的园地加以经营，命名为“梦溪园”，在此隐居。

苏轼此时恰好又在杭州为官，担任比通判高一级的州郡一把手——太守，和沈括所在的润州相距不算太远。

赋闲在家的沈括听说苏轼当了杭州太守，便耐不住寂寞和清贫了，居然跟没以前的事一样，经常厚着脸皮跑去找苏轼叙旧打秋风。据说年长的沈括每次去苏轼那里都恭恭敬敬、礼数周全，像小辈见长辈似的，整得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