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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1章

凰涅天下(GL)-第55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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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

胡宏等反战派学者的脸色变得和缓了。

赵昚目光有些古怪地瞥了卫希颜一眼,陛下那眼色就似在说“你后院起火了”。

卫希颜的表情仍是天光云影的柔和,眸光温润,唇边漾着微微笑意。

皇帝陛下撇过眼去:情啊爱的真可怕。

陛下私心觉得可以对皇后更好一点:伴侣,一生之伴。齐家之后,才能治国,才能平天下。

卫希颜此时想起名可秀曾经说的:天下观与国族观。

儒家是天下观,这源自于《易》的思想。

《易》是天、地、人之道,讲“共生长存”——“天人合一、依正不二、三才互动”,非以人为中心。故《易》有曰:“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柔丽乎中正,故亨。”

所以,儒家讲“协和万邦”,讲天人和谐。

故而儒家治世强国,讲的是内部发展而不是侵略扩张,讲的是自我稳定而不是将危机转嫁到外国。

所以,历代中原王朝即使是在最强盛的时代也没有侵略扩张,除非是抵御外族的侵扰,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而唯一的例外,正是来自于“生物本能”文明的蒙古族入主中原后才出现。

与天下观对立的,就是国族观:以一国、一个民族为中心。

西方及现代的政治文明就是国族观,虽然也讲“世界主义”和“普世价值”,但都是推行国家利益。不是儒家所追求的仁德光耀四方,天下万物和谐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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