凰涅天下(GL)-第5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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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无惧当朝天子的不悦或暗中恼怒，而其他大臣却少有这种“坦然无惧”，辩驳下去最后为难的是谁？以致后来，但凡有论事涉及天子德行的，无论参政还是其他大臣都很明智地不与其辩驳。
胡安国微吸口气，压下胸口的憋闷。罢了，犯不着为了一个无德之君与她辩驳个高下，且听她后论再说。
便听卫希颜道：“道宗为帝的品性就是前车之鉴，必须彻底地披露，才能让继位子孙引以为戒，并不得翻案！——皇帝最喜欢干什么事？皇帝最喜欢找替罪羊，将自己的罪过栽在臣子身上。譬如建炎初，就有文臣投大行皇帝之好，为道宗饰过，将靖康之祸的罪责尽数推到蔡京、王黼、童贯这些当政宰执身上，又有文臣将黑锅扣到王荆公的熙宁变法上……”
她说的是建炎元年的事，程学大儒、龙图阁直学士杨时在福建上疏说：“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所本也，盖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故推尊王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庙庭，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于是朝野程学士人、士大夫纷纷应和，由声讨蔡京而上溯至批评王安石，请朝廷“罢王安石配享孔子庙庭”。
当时正值朝廷南渡之初，图存救国成了最紧要的时政。既要图存救国，就要检讨造成靖康之祸的原因，确定由谁来承担造成国破家亡的责任，在此基础上收拾人心，巩固新一朝的统治。才刚登基的赵构当然想开脱父兄的责任，便想利用杨时、胡安国、朱震等士大夫掀起的言论，把“国事失图”的罪责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及其新法。
名可秀一针见血点明赵构用意：把新党蔡京祸国与王安石变法联系起来，不仅太上皇赵佶一人，就是哲宗、神宗及向皇后也都脱去了“国事失图”的干系；而由误国的权奸之臣承担国耻责任，保持帝、后的圣明形象，既可表明“人思宋德，天眷赵宋”，又可引导天下人如何思考“国事失图”之因。
“这个肇端绝不能启！”名可秀当时对丁起、赵鼎、宋藻几人断然道，若任其下去，新学就会死无葬身之地，大宋儒学必为程学所主。
于是，朝中的“名党”偕手众多的新学官员，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反击，将程学的言论压了下去，而在有了《西湖时报》后，更是利用报纸的舆论喉舌，将赵佶的“靖康祸首”之名钉得死死的，同时对王安石的变法进行客观评论，指出熙宁变法有过急过躁、用人不当、一些法令不合实际等过失，但变法的确让各路税赋增加了，国库充盈了，并举出实际数字作对比，只可惜充盈起来的国库收入没有被朝廷用来整饬武备，提高军事，反而被蔡京伪冒新党变法、实则迎合道宗之好，提出丰享豫大、及时享乐，大修宫殿，搜罗天下宝物奇石等，将熙宁变法以来累积起来的财富尽数挥霍败尽，又定下“联金攻辽”之昏策，以致靖康国祸云云。由于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公允，没有一概褒，也没有一概贬，而是客观地摆事实说道理，有理有据有数字，赢得了朝野绝大多数士大夫和士人的赞同，程学掀起的声浪随即淹没下去，赵构想为父兄洗脱罪名的意图也落了空。
卫希颜提起这段旧事，胡安国、曾开的脸色都有些不好了；另一位程学门人、坐在卫希颜右下首的郑彀端起茶盏神色自若地喝茶，那场时论他是坚定的倒昏君派。
卫希颜提起这段无意打程学参政的脸，她批的是皇帝，接着道：“在位皇帝总是想宣扬帝座上的历代先帝都是圣明之君，有过的都是大臣，这种推诿卸责之风不可长。帝者，要有敢于自省的品德，要有承担错误的勇气，一个连错误都不能坦然面对的君者，如何为帝？这是怯懦者！吾华夏泱泱之国，岂可让怯懦者为君？”
她说到这里停下，侧首对一边作会议记录的都堂书令史道：“某方才说的一字不落记下，以后给继位之君做教案。”
都堂书令史赶紧起身应诺，落座后暗暗抹了把冷汗，心想两年半没见，卫国师还是一如既往地强啊。
便听卫希颜继续道：“上古，唯有德者方能为帝，其品行为天下之表率。如今，为帝者虽不能与上古之帝相比，但至少应有三种帝德：其一，有体恤国家民生的仁爱之德。”
众宰执都默默点头，这个必须有。
“其二，有正视自身的自省之德。”
众宰执心道，这个比较难，能做到自省其身的官员都很少，更别说皇帝了。
“其三，有宽宏的气量之德。”
众宰执暗暗点头，这个应该有。还有执政心里想着，气量不大，就如大行皇帝，呕不死臣下，就呕死自己了。
卫希颜顿了一顿，顾目众人，“如今，为国立君之责在于座中，人君之选必得谨慎，方不负国家社稷天下万民。”她郑重颜色道，“两位皇子品性如何，应当细作考察再定，切不可操之过急，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诸君以为如何？”
宰执们听到“再立下一位无德之君”时脸都黑了，均不由想起赵构令皇城司暗杀赵谌的事，至于道宗的德行就更不必提了，他们可不想几十年后也被后任的宰执们批为“有眼无珠”——当年立赵佶的曾布、蔡卞、许将三位执政，已经成了这个词的代指了。
胡安国和曾开互望一眼，心里都摸不清卫希颜的真正目的，说她想立皇次子，看这样子又不像，难道真如她所说是起心立君要立德？范宗尹心里撇嘴，他才不信卫希颜这番冠冕堂皇的话，笃定她为了立皇次子找借口，只不知后面又要施什么手段，他得打起精神盯着。
不论宰执们作何想，卫希颜这种提议都是合情合理的，两位皇子的品性他们的确了解不够，只是听资善堂老师们的评论，而皇子在学堂上表现出的品性只是一面，还需从生活起居、日常爱好、对人处事等方面做考察方能全面。
但做到这些就需要时日。
胡安国道：“卫国师的察德之议可行，但需时日限定，国家不可长日无君。”
赵鼎、叶梦得、曾开、朱敦儒、范宗尹、谢如意六位参政都微微点头。
卫希颜沉缓道：“五个月如何？五个月没有皇帝坐在朝殿上，朝政不至于大乱吧？”
众执政心想，大行皇帝从年前九月中任性不理朝政，到后来病倒不能理朝政，至今“无帝”处政已有五个月，朝中地方政务均井然有序，再来五月应也无妨。
唯有范宗尹担心长达五月有利于卫希颜暗中准备手段，便出声反对，“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最迟应在国丧百日后定下。”
卫希颜没有看范宗尹，目光直视长桌对面的丁起，“太宗遗诏当宣示天下，以释中外之疑。另外，考察皇子之事亦可告之门下、谏议院、御史台、学士院，以释朝臣之疑。”
丁起扫视长桌两侧，语气断然道：“太宗之诏不可匿，立君当立德光明正大，自当宣谕中外以知，以安人心。”
这就是否决了范宗尹的“五个月太长，恐中外有疑”。
范宗尹气得心火直窜，但见座中诸执政没有支持他的，一人势单力薄，只得闭口不言。
于是决议定下，余下的便是讨论考察两位皇子的人员和施行细则了。
……
事实上，对卫希颜来说，两位皇子品性如何，根本不需要五个月考察。有关这两个皇子入宫以来的生活都有人做详细禀报，累了几个档案袋存在枫阁的档案柜里。
但是，这份档案是不能给其他执政看的，总要在明面上做个样子。而且，拖上几个月再立君，也能给官员和士民们一个粗略感觉：没有皇帝，似乎对天下治平也没什么影响。
当然，名可秀并没有想到“君主立宪”——卫希颜也未提过这四字。
名可秀常说开启民智，所以她不遗余力地推动朝廷颁布广兴教育的策令，推动共济会和商会办学，扩大受教育的人群。名可秀说皇帝希望天下愚民多，因为愚民好统治；但是一个国家要强大，只靠少数人掌握知识是不够的；华夏文明要长久，也不能依靠少数人掌握知识。当中下层识字明理的人越来越多，也就逼迫着上层必须更强才能统御。这就如同她统御名花流和商盟，如果下面的人都是草包，就算她再强，名花流和商盟也不会成为最强。而下面的人强了，很多事不必她去费心，可以去思考更深更远的发展，同时也必须采用新的统御方式，这就促使她也变得更强。名可秀说，一个真正的至强者，统御的部属一定是强者，所以一个真正至强的国家，也必定要统御强大的黎民，才有国家长盛的基石。
卫希颜认为名可秀说的这种“民智”才是民主政体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管你什么立宪都是沙滩上建城堡，几阵狂风就能吹垮。
卫希颜知道，名可秀想要巩固的是“中书起诏——尚书决策——门下审议——台谏监察”这一体制。而这一体制要想稳固，就必须能与皇帝的威严和权力分庭抗礼。而这种分庭抗礼不仅仅体现在相权的扩大、台谏的独立上，更重要的是必须在大宋的士大夫心中树立起一种信念，如同“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大宋祖制一样，成为士大夫共同捍卫的铁律，如此，这个体制才能巩固下来。
而这个信念事实上已经萌芽了。在经过三省改制，相权扩大，二府宰执与皇帝的斗争中，“中书起诏——尚书决策——门下审议——台谏监察”已经很好地得到了执行，尝到了权利甜头的宰执们，绝不愿意把手中的权利放出去。当这个利益越来越深化时，根子就会扎得越来越深，直至长成参天大树，即便皇权也无法动摇，因为必将面临着整个利益集团的反扑。卫希颜认为，名可秀一直在做的，就是在政体上打造一个能与皇权相抗的利益集团。
名可秀说，从权力来讲，君臣本来就是对立的：君权大，臣权就小；反之，臣权大，君权就小。为什么皇帝忌讳臣子结党？因为联结起来的势力太大，威胁君权。而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