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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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都不可能超越他（或她）所置身的时代与环境，慈禧与武则天之间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效应、不同评价，不仅是个人性格使然，更是不同时代作用下的必然结果。
武则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所处的唐代——那是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为开放、博大而强盛的王朝，也是一个充满激情与创造力的时代，犹如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唐朝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壮年与盛年时期，武则天所要做的，只需顺其自然、顺应潮流，就能获得名垂青史的成功，就能弥补乃至反拨所谓女人执政犹如雌鸡司晨的负面影响。
而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晚清，则与武则天的唐朝形成鲜明对照，如果说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的正剧与喜剧，那么清末则是一出典型的悲剧，悲剧的主角，无疑就是慈禧。
如果没有席卷全球的近代化风暴，没有外人的窥视与入侵，没有西方强势文化的渗透，作为一个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相对强盛的王朝，如若处于昔日山海隔绝或是相对封闭的环境之中，尚有一定的资本自我陶醉、悠哉游哉。然而，时代变了，置身于列强环伺的夹缝之中，列祖列宗留下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教导后人如何学习吸收西方异质强势文明，反而以一种虚幻的优势与顽固的姿态，不断地束缚着孝子贤孙们前行的手脚。
就历史的规律与本质而言，千古未有的大变局时代，呼唤具有开拓性的伟大人物，领导广大民众冲破羁绊、转变观念、更新知识、创造未来，而历史与命运选择的却是慈禧！作为女人的她，又怎能改变、超越往昔的传统与束缚呢？她所缺少的，正是伟岸与气魄。
正因为她是一个女人，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建功立业、名垂青史的豪情与抱负，没有引导国家走上康庄大道的规划与蓝图，更不用说如俄国彼得大帝那样求变图强、大力改革的雄心壮志了。她有着过人的机敏与才华，但目光短浅，没有远大的识见；她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却没有为国谋利、为民造福的公心，特别是普通百姓的利益与死活，她似乎从来就没有想过；她是一个女人，一切凭着感觉走，当然，在每走一步的具体过程中，她还是相当用心的。比如辛酉政变，开始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夺权，只是肃顺集团欺负孤儿寡母，逼人太甚，她才以一个政治家的风度，缜密地设计、完美地施行了这场具有决定意义的政变。慈禧没有雄心壮志，也就不思进取，十分局限于满足，许多事情见好就收，不向纵深处推进。比如洋务运动，仅只限于技艺层面，不去触动制度、文化的内在方面，张之洞正是摸准了她的“脉搏”，才不失时机地抛出了一部《劝学篇》，从理论上为洋务运动划定圈子与框框。慈禧以个人权力为中心，无理性，无规划，无条理，受着一些刺激，凭着个人喜好，走到哪算到哪，结果差点将整个国家引入了一条死胡同，若非传统文化具备较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华夏民族有着无可比拟的坚韧与顽强，亡国灭种之灾，并非危言耸听之语。
慈禧一生最为热衷的东西主要有两样：一是权势，二为享乐。
她对权力的喜好，先是具有一种潜在的本能；然后是咸丰帝的诱导，使她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拥有支配他人命运的快感；最后则是一种惯性与需要，咸丰帝病逝时慈禧年仅二十七岁，也就意味着往后的大半辈子岁月得永远守寡。一朵怒放的鲜花，那袭人的香气大多时候只能是孤芳自赏。年轻女人的自然欲望与正常情感长期处于压抑状态，文艺家可以将此升华为伟大的文艺作品，而作为政治家、权谋家的慈禧，只能是转化为更加追求权欲，在指挥与统治他人的过程中，获得一种类似于情欲满足的快感。慈禧对权势的依恋与追求简直达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变态程度，她喜欢看大臣们的磕头跪拜、诚惶诚恐与唯唯诺诺；她大到国家政治、军事决策，小到所有亲戚的家常务事，包括某一王府格格的婚配等，事无巨细，都要过问，插手管管，而她的嫉妒心又很强，最见不得别人比她活得更好；她最喜欢那些因其手中权力而获得好处的人们对她宣誓效忠、歌功颂德，她规定，一定级别的朝廷官员升迁后都要向他叩首谢恩；她的话一言九鼎，哪怕皇帝也要看她脸色行事，凡她拍板裁决之事，就断然不可另行更改……
1900年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辅国公载澜急驰入宫奏道：“夷兵要攻东华门了。”慈禧于慌乱中穿上宫装，做出投水自尽的姿态。载澜急忙拉住她的衣服劝阻道：“不如且避之，徐为后计。”她当然不会就此自杀，也就顺水推舟地“虚心纳谏”，哭哭啼啼地换了一身青衣，装成一位老妇模样，像年轻时随同咸丰帝仓皇出奔那样，赶紧逃离京城。所不同的是，上次逃奔方向为东北，此次则避走西南，行前仍不忘拉上光绪皇帝作为“人质”与“筹码”。
西方列强占领北京，本来要将慈禧作为祸首予以惩处，可经过与清廷的谈判代表奕劻、李鸿章等人反复磋商后认为，中国不能没有慈禧太后，否则将会“群龙无首”，天下大乱。于是，决定在保住慈禧权位的前提下，提出惩治主犯、谢罪赔款等一系列相当苛刻的谈判条件。
慈禧抵达西安，方知洋人并无勒令归政之事，心情不觉由连绵阴雨变为阳光普照。只要能够保住统治地位不受威胁与侵犯，其他的一切，都好说得很，臭名昭著的“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当然，慈禧的本意，并非像那些攻击她的人所理解的那样，要尽最大可能地出卖国家利益与主权，而是在“不败和局”、保持大清帝国完整的情形下，以尽可能少的“物力”与代价，求得西方各国的颔首与欢心。经此逃难的悲剧与屈辱的求和，慈禧虽然愈显衰老疲惫，可头脑却清醒了许多。一番逃难，从另一角度而言，也算是给了她一个走出深宫，了解民情的机会。同时经过一番惊吓与教训，她发现洋人并不占据领土，也不要求改朝换代，他们孜孜以以求的，只是经济利益，要将中国纳入世界一体化、近代化的框架与进程之中。迫于压力，也是出于认识的转变，慈禧还在羁留西安的逃难时期，就开始以光绪帝名义颁布变法诏书了。此后，她更是晚清末变法推进到制度、法律、文化等方面的内容，甚至准备变更国体，筹备君主立宪了。
这时的慈禧，在情感上开始对洋人的物事生出几分好感来，比如她特别欣赏西人的衣着服饰，“太后极喜西装，谓亭亭玉立，飘飘如仙子之舞，极惹人爱。”对巴黎的时髦装束也十分羡慕，对法国的香水香粉、镀金镜子更是喜爱得不行。在谈及中西建筑时，慈禧认为“吾国虽古，然无精美之建筑如美国者”，并生出一番“周游全球，一视各国风土”的念想。当然，如果慈禧真的能够成行，肯定会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一条特大新闻。愈到晚年，慈禧愈对西方物质生出亲近与依赖，比如她喜欢坐火车，喜欢喝咖啡，喜欢听留声机，离不开电灯，时不时打打电话，坐坐汽车……由己推人，慈禧明谕各地，选派官员出国游学，又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以作立宪之资。正因为这些带有急转弯味道的亲近西方之举，慈禧的面目，又给漫画成了出卖国家主权、向西方献媚的“洋奴”。
当然，慈禧之所以向西方靠拢，学习模仿，并不是出于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以达强国富民之效，她着眼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保住权力——不仅保住个人权力，也要保住满人的统治地位。权力就是生命，为了它，一切都可上下其手，她可不管什么美丽丑陋、善良邪恶、光明黑暗。所谓的君主立宪，只要满人继续高高在上，这样的变法当然也是可以施行的。她想延续满清统治，其所作所为实则加速了瓦解之势。为限制权力与巩固政权，她对汉人的态度实在令人不齿，一句“宁与友邦，不与家奴”，也从另一角度证明慈禧并非汉人血统，可见出生地“山西说”中认为她是一名经人转卖的汉族女子，并非事实。
慈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