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大变局: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一个关键人物-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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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水兵连前去接应。这两连水兵配备装有雷管机、不怕雨水淋湿的“新洋枪”，他们循着枪声及喊杀声找到“在稻田上排列成正方形”的失踪士兵，用排枪驱散围攻乡民，终于在当晚九时左右将其接应归队。
综合各方面资料，英军伤亡的实际数字为死亡五至七人，受伤在二十三至四十二人之间。尽管如此，三元里抗英在鸦片战争期间所进行的诸多战役中，英军伤亡人数排列第四。没有经过军事训练的普通民众与近代化武装的英军对阵，能获得如此战绩，用于宣传鼓舞士气，唤醒普通百姓的民族爱国热情，自然十分必要，但若夸大其作用，认为只要广泛发动民众，就可取得鸦片战争的最后胜利，便有可能陷入另一种迷误。此后慈禧太后利用义和团运动的彻底失败就是一种明证。三元里抗英第二天，一万多民众乘势包围了英军据守的四方炮台，幸而被广州知府余保纯劝退，不然的话，在威力强大的巨炮与射击准确的来复枪面前，当地民众将遭致一场残酷的屠杀。
关于鸦片战争的真相，此外还有许多弄虚作假、篡改伪造、刻意掩饰。
每次战役，各地官员、将帅总是无一例外地夸大战绩，有时达到了不着边际的地步，动不动就是歼敌数百数千，击毁击沉敌舰无数。果真如此，由十六艘海军战舰、四艘武装轮船、二十八艘运输船、五百四十门大炮、一万多官兵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恐怕早就在中华大地消失殆尽了，又何来迫不得已签订的中英《南京条约》？即以广州保卫战为例，1841年5月26日，广州城已被英军重重围困不得不升起白旗，靖逆将军奕山还在给道光皇帝的一道奏折中宣称清军连续三日频频获胜，并击沉英军轮船一艘，焚毁英人三桅兵船一艘。
整个鸦片战争期间，英军伤亡的实际情形是，死于疾病的数字远远大于阵亡。纵观历次战役，英军损失最多的一次是当属镇江之战，计三十九人死亡，一百三十人受伤，三人失踪。尽管如此，英军仅用一天时间，就攻下了镇江。
镇江陷落，清朝第二大都会南京失去屏蔽，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被拦腰截断，江南的大量漕米、税银无法运输北上，供给需以大运河为支撑的北京受到了直接威胁。仗打到这个份上，仿佛咽喉被人扼住，获胜的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外患既不可去，而汉人乘机造反的内忧更是弄得道光皇帝寝食不宁，只觉得座下的龙椅在一个劲地震颤不已。于是，他不得不发出一声无可奈何的长叹，罢兵求和。
中国的优越感由来已久。
由远古至西周形成的中原文化与周边诸文化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几乎与疆域扩充同步，华夏文明不断地向周边地区渗透开来，虽不乏武力要挟，但更多的则是倾心向慕、主动皈依。经过长时期的补充与融合，逐渐形成了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华夏文化体系，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纷纷归化，纳入其中。至隋唐时期，中国汉文化圈差不多扩展到了整个东亚地带。
华夏文明一枝独秀地在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中形成，从未遇到过真正有力的强劲对手。东汉时期，虽有自成体系、思辨精深、内容丰盈的印度佛教文化传入中国，与华夏文化各有所长、难分伯仲，可并未对传统文化构成明显的优势甚至威胁，反因交流、吸收、融化佛教文化中的有益成分，使得渐趋僵化、沉寂、式微的本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与朝气。
几千年无与伦比的灿烂文化既可所向披靡地征服、影响未曾开化的偏远蛮荒之地，也会因过度的自尊自大，造成盲目的自信自负、自我膨胀、目空一切，甚而至于陷入无法收拾的境地。
早在西周时期，华夏文明便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礼法制度——畿服制。《尚书·禹贡》具体阐述了“五服”的内容与范围，以王都为中心划分，方圆千里之内名甸服；甸服之外，每五百里为一服，依次为侯服、绥服、要服、荒服。甸服逼近王畿，由天子直接管辖，属文明地带；其余则依地理远近由亲到疏，为半开化、野蛮、夷狄地区。《国语·周语》也有类似记载：“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周礼·夏官》则提出了类似的“九服”或“九畿”说，王畿方圆千里，此外每五百里为一服，计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对五服、九服之地的统治，实行朝贡制。天子直辖区由百姓缴纳赋税；其他地区，则依次规定每次朝贡的期限为一年、两年、三年、四年、五年、六年，贡品分别为祀物、嬉物、器物、服物、财物、货物等；而那些蛮荒之地，九州之外的番国一世只需入贡一次。先秦典籍中，臣下觐见君主为“朝”，下人给主子献呈物品称“贡”，“朝贡制”逐渐成为天子与诸侯之间的一种隶属关系。此后，五服、九服的具体内容虽有所变更，但朝贡制始终未变，秦汉后成为中原王朝羁縻周边少数民族的一种模式与制度。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是位于世界中心的国家，是整个世界唯一的文明世界，中国就是天下，领土疆域、控制范围长期模糊，朝廷为天朝、天廷，最高统治者谓天子、万邦之主。古时中国没有明确的国家、民族、领土概念，只有夷夏之辨、华夷之分，现代意义的国家、民族概念直到1902年左右才开始出现。因此，在古人特别是那些士大夫眼里，华夏就是文明的代名词，夷人则是未开化的野蛮人。处于边境之外的所有民族不是“蛮貊”，就是“夷狄”，一律冠以虫、豸、犬之类的标记，不将他们当作人看待，至少不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样的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牛键对英人的动物性曾“活灵活现”地描写道：“彼（英人）虽畜类，亦具人形，譬如桀犬狂吠，本不足以论是非，及投以肉食，未尝不摇尾帖服。”不得已而与“蛮夷”交涉时，总认为“犬羊之性”，贪婪狡诈，唯利是图。直到民国初年，湖南名士王辏г伺拦造饧唇鍪古分蓿哉裾裼写堑匦吹溃骸氨艘牡胰私晕镆玻ㄈ似蛘┪毙艘印！�
其实，满清发迹于东北之时，也被明朝视为蛮夷之族。自1644年进关入主中原，他们虽然摧毁了明朝，征服了汉人，却完全继承了明朝政权机构模式，建立起满汉共同管理中国的双重统治制度。满人从维护自己统治与利益出发，主动融入汉族大家庭之中，奉儒家文化为圭臬，逐步汉化，并以华夏正朔自居。道光之时，满人与汉人在文化、生活、习俗方面几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了。唯一不同之处，可能就在于满族女子仍保持天足，没有像汉族女子那样从小裹脚，成为变态文人欣赏的“三寸金莲”。这也是清朝为什么能比元朝蒙古族更能长期有效地统治、管理中华的主要原因之所在。当然，如果从保持民族的多元性、独特性、原生态这一角度出发，则满人的主动同化是他们在统治中国二百六十多年的时间里付出的一个相当沉重的代价。
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略满人属异族统治中国这一特殊因素。原本“只识弯弓射大雕”的部落战士，摇身一变为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除沿袭旧制外，一时间不可能有多大作为。又因为满族人口有限，仅及汉人百分之一，迫不得已大量重用汉人，又时时严加防范，牢牢掌控要害部门，维护满清专制极权。加之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对异质文明——海洋贸易、商业文化的本能排拒，因此，防守与排外，成为满清政权的主要特征。一句话，由满人统治而形成的固步自封、闭关锁国、颟顸无知、妄自尊大更甚于汉族，乃势所必然。
东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被中华文明吸收融合；唐宋时期，伊斯兰教文化也来了，由海上进入南方口岸，由西部商路传入甘肃陕西，尔后扩展至云南贵州等地，中华帝国依然以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了；然而，另一从更西的西方叩关而来的基督教，却以极其另类反叛、桀骜不驯的姿态，引起了上层人士的恐慌，构成了一股潜在的威胁，发生了不大不小的冲突，最终引发了一场鸦片战争，在中华这块古老而板结的土地上，带来了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
所谓的西学东渐，并非始于鸦片战争之后，如果追根溯源，当从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居肇庆开始传教时算起。这一被称为“学术传教”的首度西学东渐终结于1775年。在近两百年时间内，“中西文化交流蔚为巨观。西洋近代天文学、历学、数学、物理、医学、哲学、地理、水利诸学、音乐、绘画等艺术，无不在此时传入。”那一时期，学习西学成为上行下效的一种风气。比如康熙帝就喜爱西洋数学、音乐，不少八旗子弟也习外语、演几何，学界领袖徐光启、顾炎武等人则个个饱读西洋之书，于历学、算学特别用心。对此，利玛窦在一封书信中写道：“人们争相拉拢我们，有的刻印我们的作品，有的重印我们的书籍，有的撰述欧洲风土人情的书，有的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我们的意见。对我们的教会、伦理、哲学与数学无不钦佩。至论《世界地图》每年都有出版，或单独印刷，或附在讨论地理的书籍之中。”
与此同时，传教士也将中国文化介绍到了西方，使得“中国热”盛行一时。比如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就对中国物事格外喜爱，他喝中国茶，建中国亭子，用中国漆器，看中国皮影戏。经过近两百年的交融努力，终于在西方的东方学中诞生了“汉学”这门新的研究学问。
那是一个中西会通的黄金时期，也是一段被人们遗忘，或者说忽略了的时期。双方的心态是平和的，关系是对等的，交流是积极的，只可惜因为一些偶发的重大事件，导致了此次交流的彻底中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