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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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被押进法庭时，大楼外聚集了一大群人。宣读判决书几乎达一小时；当希特勒（与波纳、克里贝尔和韦伯一起）被判5年徒刑在兰茨贝格监狱服刑时，法庭内未出现轰动。刑期减少半年，因为审判前已拘留6个月。如预想的一样，鲁登道夫被无罪开释。对他的高地位所作的照顾，他再次以意气作答。“这次开释，我将它看作是耻辱，不是我的戎装和勋章所挣来的”，否认起义责任的鲁登道夫说。他的猛烈抗议既使首席法官尼哈特恼怒又令他难堪，因为他是开释的主要负责者。
即使被判有罪，希特勒仍受法庭的尊敬。它拒绝将希特勒作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押解回奥地利。“希特勒是德国化的奥地利人。本庭认为，像希特勒那样连思想、感情都是德国式的人，一个在战时志愿在德军中服役4年，在敌人面前英勇不屈且赢得了崇高荣誉的人，一个在战争中受伤、健康受到损害的荣誉军人……‘共和国保护法’是不适用于他的”。法庭对希特勒的3位敌人表示蔑视。它宣称，如果卡尔、洛索夫和赛塞尔“对希特勒要求他们参加起义明确地说‘不行’，或者，在11月8日晚，被告反复要求澄清事实时，如果得到某种合作”，这个悲剧是可以阻止的。
希特勒的判决是第一个被宣布的。在宣读别人的判决书时，他被匆忙押上等候在外边的小汽车，为的是要避免示威游行。黄昏时分，希特勒被押回7号牢房。在他不在期间，牢房重新进行了装修，显得更加引人注目。但是，早些时候的信心已不复存在了。狱卒朗斯·赫姆利希注意到，他“看上去比先前更加愁苦。”阴郁的情绪很快便过去了。过了不久，他从皮箱中取出一本新日记本。在扉页的右上角，他写道：“座右铭：世界灭亡时，全球都会抽搐，对正义事业的信念却巍然耸立”。在这铭言下方，他写下了：
心胸狭隘和个人憎恨的审判业已结束——今天开始了我的斗争。
1924年4月1日于
兰茨贝格
只有起义者才需要的审判结束了。希特勒虽然赢得了一场宣传战，自己却被抛回牢笼。他知道，他要在那里服刑4年半。在德国一大部分公众和西方世界看来，对叛国罪和武装叛乱罪的判决，已轻到了荒谬的地步。伦敦的《泰晤士报》*？论说：“无论如何，此次审判表明，反对帝国宪法的阴谋，在巴伐利亚并不被认为是个严重的罪行。”
（3）
在看守监狱的楼上关着两名希特勒的同志。克里贝尔上校被关在8号牢房，“奥贝兰联盟”的领导人、兽医韦伯则被关在9号牢房。虽然希特勒天天都在抱怨铁窗，这里的生活还是过得去的。每天清晨6时，值夜班的狱卒下班，牢房门便可打开。希特勒穿好衣裳、洗好脸后便在等候（“他非常小心他的牙和嘴。这是因为在战时他曾中过毒气的缘故”）。一小时后，得到信任的犯人便在公共室内为政治犯开早餐——有咖啡和面包或稀饭。8时，院子和花园开门，允许犯人到那里去摔跤、打拳或练习双杠和跳木马。由于膀子有伤，希特勒“只好充当裁判。”
半小时后，犯人们便沿着又窄又长的花园散步。花园的一旁是监狱大楼，另一旁是一道20英尺的高墙。希特勒喜欢沿着一条砂石小路散步。他常与他的司机埃密尔·莫里斯一起，在这条砂石小道上来回踱步，口中叨念着刚写进日记中的政治理论问题。“有时候”，赫姆利希回忆说，“从前参加过冲锋队的犯人，一边走一边唱党歌。开始，我们对此未加注意，至少未予反对。后来，站在他们一边的犯人一同高声齐唱，影响了周围的安静，我们才予以禁止”。
上午10时左右，犯人被带回各自的牢房，然后便分发邮件。民族主义的许多组织和个人崇拜者寄来许许多多的食品包裹。希特勒特别盼望收到罂粟籽做的薄面卷——这是奥地利的一种特产，由国社党的一群女党员每星期送来。但是，韦伯医生回忆说，领袖把烤肉、香肠和火腿送给他的同伴们，特别是囚在一楼的伙伴们，“与他一起住在楼上的是精英分子。不错，即使在监狱里也分等级制度。在法律面前他们不平等，成了犯人也不平等。”
快到中午时，政治犯便在公共室内进午餐——通常是盛在一个罐里。其他人全站在椅子后等待，希特勒一进来，有人便喊一声“立正！”希特勒站在桌旁，“其他人挨个前来行桌礼”。他们很少讨论政治。希特勒通常与人聊的是戏剧、艺术或汽车。午餐后，他们常趁收拾桌子之机抽烟和闲谈15分钟左右。之后，希特勒便退席回房（在最高的一层楼），或看书看信，或写日记。下午4时左右是喝茶或喝咖啡的时间，地点还是在公共室。4时45分，花园门又开了，希特勒或独自，或与莫里斯一起散步一个多小时。6时，犯人各自在牢房内进晚餐——青鱼、香肠或色拉。有需要的还可买半升啤酒或*？萄酒。又运动或活动一小时后，犯人先在公共室内集合，然后才各自回房。晚10时熄灯。
有时候，希特勒也会改变他的作息制度，一吃完早饭便回房学习或会客。据很快便对希特勒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赫姆利希回忆，他对他的同志们具有巨大的影响力。由于他“具有军人的纪律性”，监内未出现过犯人集体大吵大闹的情况。
“他能指挥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和服务有很大帮助。”
通常，他“很高兴”，但一旦坏消息传来，他便“有点儿沉默寡言和焦急”。特别令他不安的是党内的争吵不休。纳粹党分裂成两派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了，而引起分裂的主要原因又是他对他的左右发的指示含混不清。罗森堡已加盟斯特拉塞尔，支持民间集团参加巴伐利亚州的大选。更有意思的是，在鲁登道夫的协助下，两人不但组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而且还列入了32人的候选人名单。
巴伐利亚的大选于4月首先举行，杂牌的民间团体意外获得了胜利，赢得了19。19万张选票，仅次于“巴伐利亚人民党”。这一胜利使戈林夫妇非常高兴。卡琳在奥地利给她父亲写信说：“……它也意味着对我们这些在外国生活的人的赦免。我真不敢相信，我高兴极了。这些日子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据我们估计，在北德，希特勒和他的党能得到更多的选票，希特勒最终必将上台。你知道吗，亲爱的父亲，我是多么相信他呀！他这人好极了，是个天才，我相信，他是上帝赐给人间的难得的天才！”
一个月后，全国的选举像预期的那样成功，新成立的“国家社会主义自由运动”几乎获得了200万张选票。34名候选人中，有32位——包括斯特拉塞尔、罗姆、弗德尔、弗里克和鲁登道夫在内——获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曾反对这一基本概念的希特勒，却是这次成功的主要因素。他在法庭上的演说，把“国家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介绍给了许多投票人。希特勒强有力的神情及其卓有成效地阐明的思想，给这些投票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为这次成功作出贡献的，还有其他更深刻、更持久的力量——在全国，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思想皆在发展。只是，通货膨胀虽然由于在全国实行了激烈的货币改革而得到克服，但失去了家庭和财产的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中的失业工人一起，对投票也不十分热心。
可以理解，选举并不令希特勒十分高兴。鲁登道夫将选举成功一事归功于自己。还有，由于他已获释，又可以为自己捞到资本。希特勒呢，一方面被迫加入鼓掌欢呼的行列，另方面又惧怕新的组织会将他的不合法的党吞掉。他的恐惧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当时，有一本小册子在各人民团体中流传。它虽然承认国社党人是人民运动的“开路先锋和先驱”，却又挖苦地宣称，“他们并不是救星”。这表明，希特勒的政治权力已受到了威胁。对希特勒而言，整个事件是一个痛苦的却又是宝贵的教训。他发誓，除非他确信自己有权加强自己的权力，否则，他永不采取这种立场。
希特勒又遭到来自自己营垒中的攻击。在起义后被查封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办公室里，德莱克斯勒和弗德尔二人，正在开展反对希特勒的运动。“他们称希特勒为独裁者和带神经质的演员，并宣布，如果要重建党，就必须更严格地控制他。”汉夫施坦格尔回忆说。一天，德莱克斯勒在慕尼黑的一个小公园里碰见了汉斯·弗兰克，滔滔不绝地抱怨他们的被囚的党魁。“他耍阴谋诡计害我，不遵守所有的诺言，排挤我；现在呢，他又搞这个狂妄的起义，永远毁灭了党！”希特勒一旦重获自由，褐衣暴徒又会走上街头的。“德国未来的日子非常可怕。希特勒出卖了我。我到处反对他的原因就在于此。”
那年5月，库尔特·卢德克从国外募捐回来，发现地下纳粹党混乱不堪。“各派之间，各派内部，都在争吵。他们的敌对行动也不限于是私下里的丑闻——敌对各方竟在街头大打出手，根本不顾在吃惊的旁观者面前出丑，也不顾给自己带来的损失。”他从汉夫施坦格尔、阿曼和埃塞处获悉，罗森堡是党变坏的根源。但罗森堡的说法又是另外一套。他说：“他们攻击我，原因是我代表希特勒。希特勒虽然一筹莫展，他们却不敢攻击。若是铲除了我，他们便向最高领导前进了一步。”
卢德克决心亲自去兰茨贝格，向希特勒请示怎样采取最好的方法将危险驱除。根据卢德克的说法，希特勒宣布，党必须采取一条新的行动路线。党的前途不在于武装政变，而在于投票箱。“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最佳行动路线，因为国内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