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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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士兵数量，大幅下降。
虽然满族是个“全男皆兵”的民族，但即便如此，满打满算，总共能作战的士兵，也只有六万。
入关以来，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战死、病死、负伤、致残，几乎成为这一时期普通满族成年男子“殊途同归”的命运。
而同期满族妇女的生育水平，又未见明显地增长，结果“人为减员”的速度，远远超过自然繁殖的速度。
在兵员减少的同时，进入各大城市生活的满军，也在大大小小“糖衣炮弹”的攻击下，逐渐脱离了“艰苦战斗、大力杀敌”的本色，变得开始讲究起“生活品位和生活质量来”。
这两者结合起来，对满军造成的后果就是——士兵少了，士气低了！
二、可以“统兵打仗、独当一面”的统帅型人才，越来越少。
清军入关后，生活中的无节制享受、战场上劳心费力的“体能透支”、政治圈里的争斗倾扎，使满军中一个个叱咤风云、骁勇善战的统帅，如阿济格、豪格、多铎、博洛、勒克德浑、满达海、瓦克达等，都英年早逝、未老先亡。
找到可用之兵，找出可用之将，让大清最终在这场战争中获胜这一重大课题，让“少年天子”顺治，常常辗转反侧，彻夜难眠。
他十分清楚，入关以来，号称“睿智多谋”的多尔衮，在用兵使将上，就曾踯躅俳徊、举棋难定，以致经历了先主用南明降兵降将，次主用满人满帅，后主用辽东汉军汉将的三个不稳定阶段。
而现在，满军满帅已证明再也“难堪大用”、蒙军又鞭长莫及。那么，可资一用的，就剩下辽东汉军和内地绿营兵了。
“以汉制汉”，成为顺冶帝的“救急”政策。
事情在转了一圈后，似乎又回到了起点。
但“形似”并不等于“神似”，此次顺治版的“以汉制汉”，与多尔衮版的“以汉制汉”，的确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以文制武”的用人思想，贯穿了对绿营兵将使用的整个过程。
因为金声桓、王得仁、李成栋、姜瓖，这些绿营武将都爱犯“头脑简单、性格冲动”的毛病，这让顺治朝的决策者们，回想起来，心有余悸。
所以这次再重新使用绿营这帮“武大爷”时，就需要为他们配备一个能“管得住，用得动”的领导。
而且，这个领导，还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1、德高望重；2、老谋深重；3、忠心耿耿；4、是个听话的文官。
因为人才己被岁月的雨打风吹去，符合这四个条件的人，非常难找！
顺治帝在众里寻他千百度后，蓦然回首，却发现这人就在朝堂深处。
这人，就是明末清初儒林界众说纷纭，五百年来褒贬不一，集“汉奸与功臣”于一身的洪承畴。
高级文官洪承畴同志，早在明崇祯时代，就已经成为督帅蓟辽的方面大员，不但经验丰富，而且现在众多绿营高级将领见了他，都的叫一声“老首长”，以示尊重。
更为重要的是，已经“失节”做过一回“汉奸”的洪老先生，不可能再不顾老皮老脸，梅开二度，做一名“反汉奸”，因此，他对大清的发展事业，比较忠诚。
1653年初，顺治帝正式派遣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洪承畴以兼兵部尚书、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名义，经略湖广（今湖南、湖北）、广西、江西、云南、贵州五省。
在权力的授予上，顺治帝规定，五省的兵马钱粮全由老先生支配；对参战的提督、总兵以下的武官，老先生有完全的指挥权；另如果文官五品以下、武官副将以下“不听话”，老先生还可先斩后奏。
对这个“寄予厚望”的任命，“过河汉奸”洪承畴，不敢说半个“不”字。
为保证圆满、彻底地完成任务，在接到任令的那一天起，他便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招兵选将工作。
他本着“贵精不贵众”“不分顺与明”的选拔原则，先后从京师、直隶、宣大、陕西、山东、河南等地的降兵降将中，选出一万一千多精兵，和王辅臣、李本深、刘忠、胡茂祯、范绍祖这些“精将”，组成了新的参战军团。
甚至而连老态龙钟的白广恩，也进入了洪老先生的选拔范围。
不过，老先生看上这位上马拉不得弓、下马提不动刀的糟老头子，并不是指望他来统兵打仗的。而是要仅仅作一个活生生的“招抚榜样”，带到军前，配合他与南明打心理战的。
其次，“以恩惠武”的特别政策，渗入了皇家巨大的“感情投资”和“权力转移”。
辽东汉军的优秀代表——孔有德同志的“为国捐躯”的光辉事迹，让满清统冶者深感惋惜的同时，也倍加欣慰，并下了重用辽人的决心。
通过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有一条重用辽人的“捷径”可寻，其主要采用用恩惠来笼络住辽人中挑头的“老大”，以“老大”再带动“老二”、“老三”……
目前，需要笼络的，共有三个“老大”。
这三个“老大”，大家想来也不陌生，他们分别是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继茂。
对于吴三桂，清廷统冶者，动员皇室把一个自已特殊的“宝贝”——“建宁公主”，嫁给了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企图用“政治婚姻”这根草绳，把这位平西王，牢牢捆在大清滚滚飞驶的战车上。
对于耿继茂，满清统治者决定让其移镇广西，这样做，既可以接替定南王孔有德留下的权力空白，又让耿继茂同志看到奋斗的价值和希望，还能解决洪承畴鞭长莫及的弊端。
耿继茂移镇广西后，满清统冶者便非常“慨慷”地将广东让渡给尚可喜，以让这位王爷为了自已的“富、权、利”，来专心致志来经营好自己的“势力范围”。
这两项政策，比起多尔衮当年的“给力”政策来，更彻底，更完全地让几位受惠的汉人们“心潮澎湃”，为清廷效力、为自已取利的决心，比之以往，更加强烈！
打破僵局的时机，似乎已经来临！
天才规划
就在满清统治者处心积虑，试图打破僵局的时候，有一位特殊社会知名人士，也在试图依靠自已的智慧，凝聚各方面的反清力量，创造出一个扭转乾坤、光复山河的奇迹来。
这一特殊社会知名人士，就是东林党前任党魁、原南明礼部尚书、南京“和平运动”的总策划人——钱谦益。
弘光朝灰飞烟灭后，满清统冶者对钱谦益同志顺应历史潮流，不做“螳臂当车”蠢事的模范行为，大加赞许，“积极邀请”其北上京城，参加大清的“建国大业”。
在北京，钱谦益受到大清“名义统治者”顺治帝、实际统治者多尔衮的亲切接见。随后便被任命为新政府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兼《明史》馆副总裁。
但与此同时，钱谦益开始领略一种“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生活滋味。
一方面，是朝堂上已降清的陈名夏、龚鼎孳等“汉奸前辈”，纷纷把他引为知已，对他犹如蜜蜂逐鲜花、众星拱北斗般狂捧不已，让他感到仿佛昨日辉煌重现。
另一方面，是民间中对他这位“东林巨擘”的临难失节的行为，耿耿于怀，冷嘲热讽其为“两朝领袖”，当时就“东林遗党”成员，用诗发表人物评论，盛赞“钱公出处好胸襟，山斗才名天下闻。国破从新朝北阙，官高依旧老东林。”
作为一个“性情文人”，钱谦益内心敏感而脆弱，这种双重生活的挤压，使他痛苦，让他反思！
而时势的发展，又带给他以巨大的震撼！
自“得意忘形”的多尔衮颁布剃发令后，汉族人民大规模的反抗斗争，便一发不可停止了。
“冬江水冷鸭先知”，作为一名新政府的高官，钱谦益拥有更快捷、更广泛的“资信渠道”，依靠这些“渠道”，他知道了直隶的圈地投充、江阴的拼死抗争、嘉定的血流成河……
夜深人静的时候，每每想到这些情景，他就如冷剑穿胸，难眠难息！
原以为靠上爱新觉罗这棵大树，民众便可以保护，文化便可以保全，但血泪斑驳的现实，让他的一片痴心，眨眼之间，变为妄想！
就这样“与狼共舞、身心两疲”地煎熬了一年多，他终于托病返乡。
刚刚被鲜血浸染过的江南大地，安而不定，各种地下复明势力在此汇集、酝酿。
息影居家的钱谦益，能随遇而安，了此一生吗？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政界、学界的“双料名人”，他将与这个特殊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
1647年，受淄川谢陛案牵累，他被捕并锒铛北上，关入刑部大牢。其妾柳如是扶病随行，上书陈情，誓愿代死或从死。
1648年4月，刚刚获得“保释出牢”的他，又因黄毓祺案，二度入牢。后经柳如是全力奔走营救，请托斡旋，终得复出牢狱。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他看淡了生死！
两次坐牢的经历，反而让社会对他重新定位！
在1649年他从苏州返回常熟，移居红豆山庄后，己过花甲之年的钱谦益，便实际成为西南和东南海上反清复明势力重要的“联络人”。
在红豆山庄，钱谦益盖起了一座楼，并亲自题写匾额——绛云楼。
之所以要在楼名中带一个“绛”字，是因为这个字与赤、丹、朱三字同意，这一个小小的汉字，寄托着钱老先生表面著书自娱，实则赤血丹心、不忘朱明的志气与理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志气与理想，他每天孜孜不倦收集情报、分析整合。
经过对各类情报精密筛选和精确筹划，钱谦益认为目前可寄予希望的抗清力量，共有四支，按势力大小依次排序为：第一支：西南的孙可望、李定国；第二支：福建的郑成功；第三支：夔东大顺军余部；第四支：舟山的鲁王。
在这四支力量中，第一、第三支以“陆军”闻名；第二、第四支以“海军”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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