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朝那些事儿-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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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们，不久就无奈而痛苦地看到：
　　在南明新生的躯体上，三个严重的“病变组织”，正在快速地长大、扩展。
　　第一个“病变组织”——“各自为政”。
　　永历王朝不算大的地盘，实际被八个强人分割着。
　　李成栋管着广东（含海南岛）及广西梧州，金声桓、王得仁拥有江西大部，何腾蛟占着湘中湘南，堵胤锡据着湘西。
　　瞿式耜名义上统揽广西军政，但行政范围却仅局促于桂林，广西的其余部分，则被陈邦彦霸着。
　　郑成功，则是孤悬在福建同安、厦门的两块“飞地”里，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是——只奉朔，不奉诏。
　　这些“独立自主”小政权的存在，使永历“全国一盘棋，打败多尔衮”的口号，就只能停留在书面计划上，直到最后被“全国另一盘棋”的清政府，打得再次踏上逃亡之旅。
　　第二个“病变组织”——“君权旁落”。
　　“君权旁落”这个问题，是一个需“一分为二”看待的问题。
　　如果君权，旁落到了一个“想做大事，能做大事，不出大事”的人（比如伟大的改革家张居正）手里，那对国家、民族、人民而言，反而是件好事。
　　但如果君权，旁落到一个处处以公权谋私权的人（比如伟大的阴谋家严嵩）手里，那带来的危害，你就掰完手指头，继续掰脚指头数吧！
　　永历帝的君权，恰恰就旁落到一个类似严嵩的人——“小阴谋家”马吉翔的手上。
　　跟随永历帝一路逃难的马吉翔，本来是一个有过犯罪纪录的小官。
　　但因该同志具有极强的协调联络能力，天生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的好材料，因此很快就得到永历帝的青睐和信任。
　　永历帝以“护驾有功”，封马吉翔为文安侯，官拜锦衣卫都指挥使，使其逐渐成为南明国内，能左右皇帝思想及行动的“第一人”。
　　对于这一点，连现在南明的“第一强人”李成栋，也“身”有感触。
　　李在隆庆朝见永历帝时，为显示自已“尊君爱君”的诚意，专门将广东全省及广西梧州的官员名单，造册一份，交于皇帝。
　　他想用这种行动，表示自己治下各级官员的任用、更换，完全将由永历帝“乾纲独断”。
　　但不久他就敏锐地感觉到，能够“乾纲独断”的，并不是皇帝陛下，而是皇帝身边，那个掌握着签字“一枝笔”的马吉翔。
　　一日上朝，马吉翔对他说：“皇帝念你手下的各位将领反正有功，准备予以封赏，请把名单拿来，我来操作。”
　　李成栋郑重其事地开出了名单，‘w‘r‘s‘h‘u‘。‘c‘o‘m‘呈递给马吉翔。
　　马吉翔为显示自已“非同一般”的能力，就当着李的面，挥毫泼墨，“缮写奏疏封进”。
　　不一会儿，永历帝就完全按马吉翔的奏疏，下诏封杜永和、阎可义等人或为侯，或为伯。
　　事后，回到住所的李成栋，感慨叹息道：“人传马皇帝，我尚不信，今日见之，此言不虚，权臣当道，中兴大业，凶多吉少！我舍母弃子，若事不成，九泉之下，如何相见？”
　　自此，他对朝堂上的马吉翔之流，由尊敬改为卑视；对永历中央政府，也由希望变为失望。
　　第三个“病变组织”——党争不断。
　　这是因为：
　　君权旁落的结果，必然是派系林立。
　　派系林立的结果，必然是党争不断。
　　党争，对于明朝来说，也算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政治项目”了。
　　自从嘉靖皇帝“疏于工作，忙于养生”以来，党争便进入一个辉煌发展的阶段，120多年来，推陈出新，薪火相传，可谓是“党争恒久远，遗臭永流传”。
　　永历朝的党争，主要两党之争。
　　一党由“东来的反正功臣”组成，该党外有军人李成栋撑腰，内有虎头袁彭年、虎皮刘湘客、虎牙金堡、虎尾丁时魁、虎爪蒙正发充当打手，一时间兵强马壮，锐不可挡。
　　因其中楚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楚党”。
　　另一党为“西归的扈驾元勋”组成，外有霸占广西的陈邦彦、据守湘西的堵胤锡为援，内有宠臣马吉翔、“技术太监”庞天寿（善长造火炮那位）、阁臣朱天麟、吏部侍郎吴贞毓掌权，力量虽逊，却个个身处中枢机关，实力也不可小觑。
　　因其中吴人居多，故该党被称为“吴党”。
　　瞿式耜、何腾蛟本来是两个“无党派”人士，但因长期受陈邦傅、堵胤锡挤压，只得投到楚党的门下，寻求庇护。
　　在“道德层面”上，楚党认为吴党是小人当政、搅乱朝纲、祸国殃民；而吴党则认为楚党曾剃发降清，属朝秦暮楚、为臣不忠、为人不贞的狡猾之徒。
　　前期两党相争的焦点，主要是兵马、钱粮及地盘。
　　后期两党相争的核心，是如何开展与农民军（大顺、大西军）的合作上，楚党主张“纯洁阶级队伍”，宣扬与农民军“合作无用论”；吴党则主张不择手段，一定要把“农民兄弟们”拉到抗清的这条船上来，用“农民兄弟”的胸膛来挡住清军的马刀。
　　就其是非对错而言，前期的楚党，对多于错，后期的吴党，公大于私。
　　就其斗争激烈程度而言，前期是楚党得势，盛气凌人；后期是吴党崛起，反攻倒算。
　　争来斗去，结果仍还是对应了那个流传千古的寓言故事————“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多尔衮终于从最初的惊慌中镇定下来，调动起大清一切可调动的力量，最后将吴楚两党“一网打尽”！
　　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人，寿命是注定不会长久的。
　　那么，一个有“严重病变组织”的政权呢？
　　四星殒落
　　一个政权，政治与经济上的“病变”，必然会带来军事上的“溃烂”，最终导致这个政权丧失“生机”。
　　永历朝军事上的“溃烂”，在金声桓于1648年3月，召开的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上，就略显端倪了。
　　金王二人反正后，王得仁率的北伐军，二月底就占领了九江地区。若顺江而下，就可朝发夕至，直攻南京。
　　但让金王深感不安的是，在江西境内，还有一头“笼中之虎”——赣州，没有消灭，其随时都有可能出来伤人。
　　是先东征南京，还是南取赣州，成为这次军事会议，亟需解决的难题。
　　大多数与会人士，都主张先取南京、尔后号召东南。
　　至于小小的赣州，现在正在首鼠两端，完全可以不去理它！待东南一定，赣州自然不战而下。
　　惟有刚被封为“五省总督”（总督川、陕、鲁、晋、豫五省）的黄人龙同志提出异议。
　　黄人龙同志说：“当年宁王朱辰濠，在南昌起兵造反，就是因为忽视了南边的赣州，结果就被赣南巡抚王守仁，在背后捅了一刀，功败垂成！”
　　他的“危言”一下子唬住了“不好好学习、不好好读书”的金声桓。
　　为了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1648年3月16日，金声桓亲自统率二十万“新建赣军”，水陆并进，直扑赣州。
　　刚平静了半年的赣州，一下子又被战争搅得热闹起来。
　　在赣州的决策层中，坚决不投降，愿意与金声桓大军死磕到底的，只有两人。
　　一个是“一把手”——清南赣巡抚刘武元，另一个是“二把手”——清赣州守将高进库。
　　其余的“高层人士”，则都在“边观察、边思考”，想等等局势进一步明朗后，再做抉择。
　　刘武元不降，是因为他是辽东人，来赣州纯属“裸身做官”，为了老家的家眷，只能“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了。
　　高进库不降，是因为他和金声桓曾经是同事，一起在左良玉手下混过，知道对方是几斤几两的角色，所以坚决不打算上金声桓的“造反船”。
　　但金声桓这次，可是打着“光复大明”的旗号来赣州的，这一点，对赣州的汉族老百姓很有号召力和说服力。
　　战争说到底，就是让这边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
　　如果赣州的老百姓，不愿去打金声桓带来的老百姓了，那等待他俩的，除了审判台，就只有断头台了。
　　得想办法激起这边的老百姓，打那边老百姓的愿望。
　　刘武元、高进库很快就有了“着眼点”，他们把半年前金声桓军队攻打赣州时，烧杀抢掠的黑材料整理加工后，派人迅速写成了一张张“大字报”，在赣州满大街地张贴。
　　赣州百姓那一块块还没有愈合的伤疤，在一张张“大字报”面前，很快就裂开了。恐怖与仇恨的“病毒”，在民众中大规模传染开来。
　　赣州百姓决定在刘、高两位长官的领导下，不讲明与清，只论善和恶，坚决不能让金声桓这帮无恶不做的“害人精”，再次踏进赣州城半步。
　　“种善得善，播恶得恶”，金声桓没想到，半年前的“作恶纪录”，会招来今日赣州百姓，无比凶狠的刀剑和无比强烈的炮火！
　　赣州是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地势险要，城墙坚固，易守难攻。再加上老百姓的拼死抵抗，结果是赣州攻坚战打了一个半月，金声桓一无所获。
　　金声桓认为，他打不下赣州的原因，是军中江西兵庇护赣州老乡兵的缘故。
　　于是他下令在九江作战的王得仁，带“老部队”到赣州前来增援。
　　闰四月初一，王得仁带着“十万军队”赶到，同金声桓一起，对赣州发起新一轮的“狂攻乱打”。
　　但这种“群殴战术”并没有取得多少明显的效果，赣州城仍是“我自岿然不动”。
　　不但不动，反而在闰四月二十二日深夜，赣州守军主动出城，发动了一次忽袭。
　　在这次忽袭中，王得仁意外地中炮受伤，攻城大军的士气，更加低落。
　　金王两人，只得再次改变战术，对赣州采取长期围困，准备用“饥饿疗法”，让赣州屈服。
　　在水泄不通的围困下，赣州城出现了严重的“饥荒”，米价涨到四十两白银一石。
　　守军也在无粮可食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