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家巷-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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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回家，陈文婷已经坐在神厅等他。周杨氏陪着她闲谈，见周炳回来，就悄悄回房去了。这里陈文婷也不说别的，直接就谈起那封信的事儿。她用动人怜悯的声调说：“咱俩都不是小孩子了，咱俩都快要走进社会——做人处世了，你怎么还只管任性胡来呢！想想看，给我写那么一封信，还不如把我杀了得好！我有什么罪过？我坚决跟着你革命，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不过乞求你那一点多余的爱！我是无辜的！就是我家里的人不好，跟我有什么相干？你怎么不分一点青、红、皂、白？”周炳只管耷拉着脑袋，不做声。禁不住陈文婷再三哀求，他终于心软下来了。他长长叹了一口气道：
“你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一个叫人猜不透的姑娘！你明明看见是火，却一定要扑下去！看来，你跟他们到底是有些分别的。不过，你可曾想过：你这样做，会给你带来多少、多少的痛苦，痛苦，痛苦？”
陈文婷站了起来，她动都不动地站着，也不说话。她那雪白的大襟衫、长裤子在昏暗的电灯光下显得非常圣洁，像第一公园里的观音大士一样。
25 血腥的春天
半年之后的一个春雨之夜。周家三兄弟都在神楼底里呆着。周金躺在自己的床上，周榕躺在周炳的床上，周炳坐在写字台子前面，拿铅笔轻轻敲着桌面。忧郁和沉闷笼罩着人间，无声的春雨跟着缓缓的凉风从窗户飘进来，院子外面久不久一滴、一答，一滴、一答地响着，和周炳的铅笔敲打声互相应和。这时候，周榕失业已经半年多了，离婚也半年多了。周金因为前两天听说上海的总工会叫蒋介石查封了，工人纠察队叫国民党军队缴械了，上海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就赶回省城来，一直忙着没回石井兵工厂去。周炳虽然恢复了学籍，仍然在高中一年级念书，但是跟学校总是貌合神离，对功课根本提不起一点兴趣。这天晚上一吃过晚饭，他们就是这样躺的躺，坐的坐，到现在还没有人开过腔说话。抽了数不清的生切烟之后，周金到底开口了：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是因为出了个袁世凯。这回国民革命眼看着要成功了，却又出了个蒋介石。工人阶级的命运好苦呵！”
周榕接上说：“是呀！可咱们该怎么办呢？这两年来，我一直就没闹清楚。为什么我们对国民党那样好，他们对我们总是那样坏！我们吃小份儿，他们吃大份儿。可是我们过的心惊肉跳，他们倒是大不咧咧地满不在乎。现在对工人，对共产党员，对革命的青年男女，又是这个样子！这论交情，论道义，论天理，论良心，都是说不过去的！”
周金把床板拍了一下说：“可不就是咱们把那姓蒋的惯坏了！他要雨就雨，要风就风！去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舰的事情能放他过去，什么事情再不放他过去！你瞧着他还要当总统、皇帝呢！你能奈他什么何？”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Bi！”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