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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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呼吁给人民更多的自由。他被踢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科学院，从莫斯科流放到永久冻土上的一个铁路边的小镇。

他没有获准去挪威的奥斯陆领取和平奖。他的妻子，当小儿科医生的埃莉娜·波纳代表他前去领了奖。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该问一问，她，或者任何小儿科医生或医务人员，难道不比参与为任何地方的任何政府制造氢弹的任何人更有资格获得和平奖吗？人权？还有什么能比氢弹更无视任何形式的生命权利？纽约市的斯塔腾岛学院于一九八七年六月向萨哈罗夫授予名誉博士的头衔。他的政府又一次阻止他亲自前去。

于是。他们让我代他接受这个称号。

我要做的就是，代读一下他的来函。他写道：“不要对核能表示绝望。”我像个机器人照本宣科。

我当时还那么彬彬有礼！但这是在乌克兰的切尔诺贝利发生这个疯狂的星球上有史以来最致命的核灾难后的一年。由于核辐射泄漏，今后很多年中整个北欧的孩子可能得病，甚至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小儿科医生大有用武之地。

纽约斯克内克塔迪消防员在切尔诺贝利事件后的行为，倒要比萨哈罗夫蹩脚的规劝更能使我得到鼓舞。我曾在斯克内克塔迪工作过。那儿的消防员给远方的同行兄弟写了一封信，赞扬他们为抢救生命财产而表现出来的勇气和无私精神。

为消防员欢呼！

虽然有些人在平日生活中可能只是些于人不耻的渣滓，但在紧急情况下却都能变成圣人。

为消防员欢呼！

第三章

在《时震之一》中，基尔戈·特劳特写了一则关于原子弹的故事。由于时震，他不得不再写一遍。请记住，时震后长达十年的重播迫使他和我，还有你，以及所有其他人把从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到二○○一年二月十三日为止所有已经做过的事再做一遍。

特劳特不在乎再写一遍。管它是不是重播，他都能挤出那一摊狗屎，活着就是用圆珠笔在黄色便笺簿上埋头写东西。

他的这篇小说取名为《不开玩笑》。他还没让任何人看，就把它扔掉了，接着在重播期还得再扔一次。在《时震之一》结尾部分，也就是自由意志重新闯入后的二○○一年夏天海滨野餐会上，特劳特谈到所有他那些撕成碎片冲下抽水马桶，或扔到堆满垃圾的空地，或作其他处理的小说时说：“来得容易去得快。”

《不开玩笑》的篇名有其来由，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月在太平洋岛屿巴那鲁鲁对美国轰炸机“乔伊的骄傲”机组人员进行绝密军事法庭审判中一个法官说的话。

“乔伊的骄傲”本身毫无过错，停泊在巴那鲁鲁岛上的一个飞机库里。飞机是以飞行员的母亲乔伊·彼得森的名字命名的，她在得克萨斯州考帕斯克里斯蒂一家医院当产科护士。“骄傲”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层意思是自尊，另一层意思表示狮子群。①事情是这样的：第一枚原子弹在广岛扔下，接着在长崎又扔下一枚之后，“乔伊的骄傲”接到命令去横滨，在两百万“黄皮肤小杂种”头上再投下一颗原子弹。早在那时，人们就把黄皮肤的小杂种称做“黄皮肤的小杂种”。那是战争时期。特劳特是这样描写第三颗原子弹的：“像中等规模初级中学地下室里的锅炉那样大小的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

它太大，飞机弹舱里放不下，因此在飞机肚子底下挂着。当“乔伊的骄傲”向蓝色的远方天际出发时，它离起飞跑道地面仅一英尺。

当飞机接近目标时，飞行员在内部通讯联络系统上自言自语地说，等他们完成了手头要做的事，他那位当产科护士的母亲在家乡就将成为知名人士。轰炸机“埃诺拉的欢乐”也是以一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的。飞机在广岛投下核弹后，那个女人红得像电影明星。横滨的人口是广岛和长崎加在一起的两倍。

但是，飞行员思考再三，越来越觉得，他那位已当寡妇的慈祥的母亲不可能对记者说，她儿子的飞机一次炸死平民百姓的人数创了世界纪录，为此她感到无比幸福。

特劳特的故事使我想起了我已经去世的姑奶爱玛·冯内古特。她说她恨中国人。她现也已去世的女婿科夫特·斯图亚特，他曾经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斯图亚特书店的老板，告诫她说，一下子恨那么多人未免缺德。

无论什么。

“乔伊的骄傲”上的机组人员，不管怎样，通过内部通讯联络系统告诉飞行员，他们的想法同他一样。他们孤单单地飞行在高空。他们不需要战斗机护航，因为日本人已经没有任何空中力量了。除了一些文字工作外，战争已经结束。也可以说，在“埃诺拉的欢乐”把广岛变成焚尸炉之前，形势已经如此。

再引一段基尔戈·特劳特说的话：“这已经不是战争，摧毁长崎也不是战争需要。这是为了讨一句‘亏得美国佬把事情办成了！’这是露一手而已。”

特劳特在《不开玩笑》中说，那个飞行员和投弹手在前几次执行任务时感到自己像神一样。那时他们在别人头上扔下的只是燃烧弹和传统的高爆炸药。他写道：“但这个神只是小神，他们把自己看做专事复仇、破坏的小神。而现在孤零零地飞行在天上，机身下悬着那枚紫颜色的操他娘的家伙，他们感到像当老板的上帝本人。上帝有一个以前不属于他们的选择——大慈大悲。”

特劳特本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但不是飞行员，也没去太平洋地区。他是个中尉，做过欧洲战场陆军野战炮兵的先遣侦察员，挂着望远镜，带着报话机，跟随步兵甚或走在他们前头。他告诉后方的炮兵部队，弹片或白磷或其他任何东西应该落在什么地方才能奏效。

他本人肯定没有发过大慈大悲，据他自己说，他认为也不应该慈悲。我在二○○一年离宫作家度假村的海滨野餐会上问他，他在战争中干过些什么，他把这场战争称做“文明的第二次未遂自杀”。

他不带一丝悔意地说：“在一场弹片的暴风雪中，我让德国兵在崩裂的地面和爆炸的天空中间变成了夹心三明治。”

“乔伊的骄傲”上的飞行员让飞机在高高的空中做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弯。飞机下仍然挂着那枚紫色的操他娘的家伙。飞行员朝着巴那鲁鲁返航。“他就是这么做的，”特劳特写道，“因为他母亲一定会希望他这么做。”

在后来的绝密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有人说到一件事使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为此法官重重地敲着木槌声明，受审的那些人所犯的罪行，“可不是开玩笑的”。引起哄堂大笑的原因是原告对空军基地人员的作为进行的描述。他说，当“乔伊的骄傲”带着那枚高于跑道地面仅一英尺的紫色的撵他娘的家伙准备着落时，基地的人从窗子里跳出来，都尿了裤裆。

“各种各样的车辆混乱中互相碰撞在一起。”基尔戈·特劳特写道。

然而，法官刚刚恢复法庭秩序，太平洋海床就裂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把巴那鲁鲁、军事法庭、“乔伊的骄傲”和未经使用的核弹等等一口吞没。

第四章

优秀的德国小说家和绘画艺术家君特·格拉斯①得知我生于一九二二年时，对我说：“在欧洲已经遇不到你这样年纪的、你可以与之聊天的男性了。”在基尔戈·特劳特和我参战的年月，他同埃利·韦瑟尔②、杰赛·柯辛斯基③和米洛斯·福曼④等许多人一样，还只是个孩子。我算是幸运的，出生在这里而不是那边，来自一个白人血统的中产阶级大家庭，我坠地的屋子满是书籍和图画。这个大家庭现已不复存在。

今年夏天我参加了诗人罗伯特·平斯基①的朗诵会。在会上他带着说教意味，对自己这一辈子生活比常人好了许多表示歉意。我也应该这么做。

至少我在今年五月抓住了巴特勒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机会，对我的出生地表示感谢。我说：“如果再让我活一次，我仍然选择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医院出生。我仍选择离这儿大约十条马路的北伊利诺大街四三六五号度过我的童年，仍然甘愿成为那座城市公立学校的学生。

“我仍然将在巴特勒大学的暑期学校选修细菌学和定性分析。

“西方文明最好的和最坏的部分，一切曾向我敞开的，也都向你们敞开。如果你们留心注意，就会发现这一切：音乐、金融、政府、建筑、法律、雕塑与绘画、历史、医学、体育，各种各样的科学门类，还有书本、书本、书本，还有老师和行为榜样。

“人会如此精明，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愚蠢，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善良，真是难以置信。人会如此卑鄙，真是难以置信。”

我也教诲别人。我说：“我的叔叔亚历克斯·冯内古特教给了我一些十分重要的东西。他是个哈佛大学毕业的人寿保险商人，曾住在北宾夕法尼亚大街五○三三号。他说如果事情进展非常理想的话，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它。

“他指的并不是轰轰烈烈的成就，而是普通的场合：也许是炎热的下午在树阴下喝柠檬水，或者闻到附近面包房飘出的香味，或者悠然垂钓但并不在意是否钓到鱼，或者听到隔壁屋子里有人独自优美地弹奏钢琴。

“亚历克斯叔叔让我在遇到这样心灵感受时太声喊出来：‘真是美妙之极！’”

另一方面我也很幸运：在我一生的前三十三年，用笔墨在纸上讲故事是美国主要的行业。虽然我那时已有妻子和两个孩子，我做了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决定：辞掉有医疗保险和退休待遇的通用电器公司公关员这一工作。我把小说卖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科利尔》等周刊，能赚到更多的钱。

它们充斥着广告，每期刊登五篇短篇小说和悬念很强的连载故事。

这几家是我的产品出价最高的买商。还有许多其他杂志亟需小说，因此短篇小说市场就像一部弹球机。我把一篇小说寄给我的代理人后，心里明白，尽管它可能一次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