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朝十大冤案-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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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几乎承担了崇祯帝的全部期望，自己也感到担子沉重。临赴关前，他又向皇帝上疏陈述自己治辽的方略和顾虑。方略仍是他以前所提的“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和“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同时他又指出平辽不能急功近利，要稳扎稳打，务求实效，“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这是他总结和后金之间的战役而得出的持久作战的方略。接着，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朝廷在边疆用人方面的顾虑：一是要“任而勿贰，信而勿疑”，皇帝和大臣不能根据片言只语指摘边将，二是兵不厌诈，前线情况虚虚实实，瞬息万变，“图敌之急，敌亦从而间之，是以为边臣甚难”，敌人可能用反间计，散播谣言，挑拨离间，也请皇帝和大臣注意。崇祯接到奏章，优旨褒答，赐袁崇焕蟒袍、玉带和银币，表示对他的充分信任。袁崇焕上疏推辞了蟒袍、玉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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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三（2）
同月，四川、湖广到宁远戍守的士兵因缺了四个月的饷而哗变，其余十三营也起来响应，把巡抚毕自肃、总兵朱梅、通判张世荣、推官苏涵淳等捆缚起来作为人质，逼迫明廷发饷。
明代征兵采取招募制，明初的卫所制度和兵源征募法已经名存实亡。到明末时只有生活无计的人才去当兵，不仅素质无法保证，而且多数人是冲着军饷而来，靠军饷养活自己和家人。发军饷是户部即中央财政的职责，但明末中央财政匮乏，虽然年年加征用于平辽的“辽饷”，但许多被冒挪截用，集中到了皇帝和贪官污吏的私家仓库中。此时欠饷已逾四个月，士兵哗变也是可以预料到的。兵备副使郭广到后，亲自保护毕自肃，并收集了抚赏和自己朋友的两万两白银发给士兵，士兵们仍然不满足，郭广又向商人和百姓借贷，凑足了5万两白银，哗变的士兵才散去。毕自肃上疏承担了罪责，走到中卫所，自缢而死。
八月初，袁崇焕赶到山海关，听到士兵哗变的消息后，即赶到宁远和郭广密商，宽宥了鼓动兵变的首领，准许他们立功赎罪，只惩罚了几名哗变的从犯，同时斩了明知兵变而不及时上报的中军，将兵变平息下来。
但朝廷的军饷依然没有发下。袁崇焕上疏朝廷请饷。崇祯一听要发内帑之银作军饷，很是不悦，又不好明确拒绝，召集群臣商讨。吏部侍郎周延儒奏说：“古人虽罗雀掘鼠，而军心不变。现在各地军卒动辄鼓噪，其中必有缘故。”
周延儒（1593～1644），字玉绳，号挹斋，宜兴（今江苏常州）人。他自幼聪慧，很有才华，20多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崇祯三年（1630年）为首辅，年仅36岁。为官机智敏慧，善于察颜观色，曾深得崇祯帝器重与信任。崇祯六年（1633年）他被政敌温体仁排挤罢相，后又重新入相，最后以兵败被逼自缢。
罗雀掘鼠是唐代张巡的典故。安史之乱时，大将张巡被安禄山围困在睢阳，苦守月旬，军中绝粮，兵士只得张网捕雀、掘｜穴捉鼠来充饥，仍坚守不屈。周延儒此时提出这一典故，暗示袁崇焕有以兵变要挟的企图。崇祯帝颔首会意，但也不好发作。
此时，锦州和蓟州的兵士再次哗变，袁崇焕又上奏催促发饷，直接提出“军欲鼓噪，请发内帑”。崇祯见袁崇焕接连上疏，颇为不满，当着群臣的面怒道：“将兵者果能待部属如家人父子，兵卒自不敢叛，不忍叛。不敢叛者畏其威，不忍叛者怀其德，如何有鼓噪之事？”他认为，将帅如果能对待兵士如父子、家人一样，不说没有军饷，士兵即便饿死也不会吵闹。
但不管怎样，军饷还得解决，中央财政空虚，皇帝不肯发内帑之银，最后还是周延儒献策：“饷莫若粟，山海粟不缺也，缺银耳。何故哗？安知非骄弁拘煽，以胁崇焕邪？”意思是，以粟充银两发兵饷，崇祯也发了些内帑之银，以示对袁崇焕的倚重。兵变得以平息。
袁崇焕罢官家居时，皇太极逐渐稳定局势。他见最棘手的对手已去，趁机降服蒙古诸部，并弃称汗，堂而皇之称皇帝。袁崇焕回任后，因为兵变，军队有待重整，无力开战，打算重新借和谈以为缓兵之计。他致书皇太极说明此意。袁崇焕提出和谈条件，要皇太极先除去帝号，恢复称汗。
皇太极对袁崇焕的复出很警惕，当时的形势对满洲并不利，如果错过这一议和时机，袁崇焕挥师北上，自己很可能难以阻挡。皇太极也打算利用和谈强化自身，巩固辽沈，富国强兵，时机一到，就可“破竹长驱”。因此，他对袁崇焕的提议积极回应，显示出极大的诚意，表示甘愿称汗，自居为明朝藩邦。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发出八封议和书信，其中给袁崇焕的六封，给明朝诸大臣的两封。他提出的议和条件一是划定两国国界，二是明朝给后金铸造金国汗印，三是讲定修和之礼数目。袁崇焕回书说，和议之事“非一言可尽”，必须上奏朝廷方可。
但崇祯帝当时正年轻气盛，着眼中兴，对满清坚持不承认政策，不认同其地位，不与之交易，认为满洲是藩属，与之议和有损国威，一定要灭之恢复疆土。明朝与女真的此次议和也告失败，丧失了最后一次调整自己的良机。此后直至明朝覆亡，再也没有这种机会了。
袁崇焕案 三（3）
在与皇太极和谈的同时，袁崇焕着手整饬辽东的防务，加紧训练军队，并上疏请不再设辽东巡抚，同时把宁远、锦州合为一镇，由祖大寿驻守锦州，何可刚驻守宁远，赵率教守关门，袁崇焕自己则镇守宁远总揽全局。
崇祯二年（1629年）闰四月，朝廷以春秋两防的功绩加袁崇焕太子少保头衔，从一品，比兵部尚书还高一级，同时赐蟒衣、银币，荫锦衣千户。袁崇焕意气风发，踌躇满志，致力于辽东军务，不久，他又做了一件令朝野震惊的大事，那就是用手中的尚方宝剑斩杀了另一个持有尚方宝剑的将领——毛文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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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案 四（1）
毛文龙是浙江杭州人，祖籍在山西太平，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官至山东布政使司。他原先不事产业，经常赌博，渐成无赖之徒，因有个舅舅在兵部做官，被推荐为都司，到辽东去投总兵李成梁，随军出援朝鲜，负责制造火药兵械，得到嘉奖。辽东失陷后，他带百余人以朝鲜为根据地，打打游击，不时侵扰后金军后背。天启元年（1621年）七月，毛文龙带领200余人偷袭了后金的镇江城（今辽宁丹东九连城），取得胜利，成为当时少有的胜仗，从此声名大噪，被封为东江总兵，加左都督，赐尚方剑，挂将军印，设军镇于皮岛。
皮岛又称椴岛、椵岛，位于鸭绿江口之南，距朝鲜本土仅一水之隔，地理位置显要。辽阳、沈阳失陷后，河东辽民多逃岛中。毛文龙在那里建房、练兵、征税，还与过往客商开展贸易，使之成为一块基地。朝廷特别为他设立一个军区，叫东江镇，以毛文龙为总兵，划拨粮饷。因当时袁崇焕还没有名气，毛文龙成为惟一能与后金军相持的人物，很受朝廷器重，甚至有人说：国家只要有两个毛文龙，就可以恢复辽地，擒努尔哈赤。
毛文龙以东江为基地，常常发动小股士兵，袭扰后金军营。尽管几次行动都以失败告终，却像只跳蚤搅扰得满军不得安宁，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作用。孰料，毛文龙占据皮岛后，因后金没有水军，安全感大增，过起了海外天子的日子，不再出兵骚扰后金，而且做起生意，征收商船通行税，又派人去后金辖区挖人参。同时他还保持与北京的联系，不时上疏，夸大自己的功劳和艰苦，邀功请赏，向朝廷索要粮饷。有一次，他竟把斩杀六人说成斩杀六万，甚至杀百姓以充后金兵数。他还向附近的朝鲜索要钱粮，理由是帮其阻击金兵，要出保护费。朝鲜作为附属国，只得依从。这样，毛文龙在皮岛没有起到应有的军事作用，钱却赚得盆满钵满。同时，他也没忘记拉拢朝中诸臣，送给魏忠贤及其党羽大量贿赂，许多大臣都为他撑腰说话。御史麦之龙弹劾毛文龙擅权专用，也被魏忠贤处死。据说，后来的历史学家在“满文秘档”中还发现了他与后金往来的密信，毛文龙在密信中与皇太极议降，说“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从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在另一封密信中又称“尔率兵前来，我为内应，如此则取之易如反掌”。当然这已是后来知晓的事了。
毛文龙逐渐得意忘形，忘乎所以。崇祯刚刚即位，毛文龙即上疏，措辞激烈，说自己“七年苦楚，百事勤劳，有不平者事五”，即衣服不足、待遇不一、赏罚各异、抹煞战功、传言不断等，以辞职相威胁，请朝廷给予满足。崇祯不明真相，便下诏宽慰：“文龙远戍孤悬，备尝艰苦，屡建捷效，心迹自明。东顾方殷，岂得乞身求代，还宜益奋义勇，多方牵制，以纾朕怀。”更让毛文龙肆无忌惮。
袁崇焕与毛文龙之间的芥蒂早在袁崇焕指挥宁远之战时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后金军攻打宁远，毛文龙却两次拥兵不救，到后金兵攻打毛文龙时，袁崇焕也有意无意慢半拍去救援，使毛文龙丢掉了铁山大营。此次袁崇焕重新督师，赴辽前与大学士钱龙锡商谈方略时就表示：整治辽东“当自东江始，文龙用则用之，不用则斩之，易易耳”。
袁崇焕到任后不久，就拿毛文龙开刀。他于崇祯二年四月上《策画东江事宜疏》，请求兵部改变运往东江粮食的航道，直接从山海关起运到觉华岛，再船运至东江，而不再经停登州、莱州，以接受蓟辽督师衙门的节制和核查。这一招自然断绝了毛文龙的财路，使皮岛成为一个死岛。毛文龙立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