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与毛泽东-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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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在女战友之间，仿佛有些抬不起头。于是一走了之的心情，自然而生，而身体的创痛，更促使她迅速离开延安这块“是非”之地。
　　一天，毛泽东从隔壁洛甫的窑洞开会回来，看见贺子珍红肿着眼睛在收拾东西。那个在井冈山时准备的暗蓝色蜡染小包裹，醒目地暴露在毛泽东的目光里。
　　毛泽东长长地叹了口气说：
　　“子珍，你在干啥？”
　　贺子珍头也不抬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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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已经给你说过了吗，我已向组织打了报告，离开延安。”
　　“去哪儿？”
　　贺子珍一边收拾一边说：
　　“去上海治病，取身上的弹片。”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
　　“过段时间，延安的医疗条件好了，就在延安治，不行吗？”
　　“不行，现在就走。”
　　毛泽东明白贺子珍在这个时候坚决要走与自己有关，怎么说呢？一个巴掌拍不响，难道说全是贺子珍的“过错”？他沉吟了一会说：
　　“子珍，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流泪；二是跟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说的完全是真心话，肺腑之言，他想以此来打消妻子远行的念头。
　　贺子珍不答腔，泪眼模糊地仍在清理东西。
　　稍停，毛泽东满含深情地说：
　　“子珍，我现在的情况，同在王明那个时期不一样，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
　　毛泽东这些略带政治色彩深藏感情的话，似乎还不能打动贺子珍，还不能更改她远离延安的初衷。这时的她，仿佛已经心灰意冷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响应丈夫的召唤了。她沉默不语，抚摸着那个暗蓝色的蜡染小包裹直掉泪。
　　刘英、康克清、邓六金、钟月林、危秀英等姊妹听说贺子珍要走，相约着急急来到毛泽东窑洞，见贺子珍的东西已经收拾好了，一个个心情沉重。
　　毛泽东见巾帼们来了，说：
　　“大家来得好，你们好好劝劝贺子珍，她非要走，怎么也挽留不住。”
　　刘英探头问贺子珍：
　　“子珍，一定要走？”
　　“待在这里，心里难受，走了好。”
　　“去哪儿？”康克清问。
　　“去上海治病，我一身的病，不治好，不行呐。”
　　邓六金说：
　　“不去那么远的地方，到附近散散心，不行吗？”
　　贺子珍叹了口气：
　　“散心，心都碎了，散不好了。”
　　毛泽东接过贺子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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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延安（4）
“贺子珍不但身体有病，还有心病。”


　　钟月林对毛泽东说：
　　“主席，你就让着点贺子珍，她身体确实不好。”
　　毛泽东瞅了一眼贺子珍：
　　“你们不知道，这年头，贺子珍的脾气越来越大，我毛泽东惹不起，一说就要离婚，不然就是出走。”
　　贺子珍望了一眼毛泽东：
　　“你惹不起，我替你走。行吗？”
　　康克清劝阻着说：
　　“不说了，不说了，又越说越远了，子珍，走，去我窑洞坐坐。”
　　“我哪儿都不去，我要远离这个地方，走得远远的。”
　　邓六金上前强拉贺子珍的手：
　　“走，我们出外走走。”
　　刘英她们簇拥着贺子珍离开窑洞。
　　毛泽东目视着巾帼们的背影，长叹一口气。
　　“唉，地球要转，天要下雨，贺子珍要走，真没办法。”
　　肆
　　陕北公路上，一辆卡车在黄尘滚滚的公路上奔驰。驾驶室内坐着忧伤的贺子珍，双眼深情地凝视着奔驰而过的窗外景色，虽然多数是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缺少生气，但在她眼里，却有几分依恋。毕竟在这块土地上，她生活了一年多光景，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
　　卡车奔跑了一天，总算到达西安，已是薄暮时分。
　　贺子珍来到七贤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林伯渠知道贺子珍要来，等候在那里，贺子珍一到，林伯渠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她的手说：
　　“欢迎，欢迎，贺子珍同志。”
　　“林老，打扰你了。”
　　“哪里，哪里，只是你来得不是时候。”
　　贺子珍一惊：
　　“林老，你说啥？”
　　“近接电讯，上海已被日寇占领，沦为孤岛，目前去那里有困难。”
　　贺子珍迟疑了：
　　“那怎么办？”
　　“暂回延安，等待时机，如何？”
　　“林老，我的后脚迈出延安，前脚就不想回去了。”
　　林伯渠一笑：
　　“那么坚决？还是暂时回去好。”

（）
　　贺子珍一摆头：
　　“不回去，不愿回去受老毛的气。”
　　林伯渠双眼漾着笑意：
　　“唉！夫妻之间拌嘴，干嘛这么认真，人常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何况，你和毛泽东已经是十年夫妻了。”
　　“林老，你不知道，毛泽东变了。”
　　林伯渠笑笑：
　　“当然变了，快变成中国共产党的头号人物了！”
　　“哼！大男子主义，喜欢独断专行。”
　　“如果真是这样，我可以写信劝劝他，你何故因此出走呢？”
　　“我要出来治病，好好休息一下。”
　　“在延安，不是同样可以休息？”
　　“林老，你不要写信，我的路，自己走，一句话，我决定要离开延安这块伤心地，改变一下环境。”
　　林伯渠想了想：
　　“那也好，你在西安住些时候，消消气，气消了，再回去。”
　　贺子珍却固执地说：
　　“不回去，我在这里等。”
　　伍
　　贺子珍暂时不能去上海，只得住在西安“八办”等待时机，林伯渠安排人员陪同贺子珍在西安游览，贺子珍便在古都西安过了一段暂时的平静生活。
　　就在贺子珍滞留西安的日子，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叫警卫员小李用木板钉了一个小木箱，将贺子珍忘记带走的小木梳、小刀、剪刀等小物件装在里面，叫一个“八办”来延安办事的工作人员，回去时顺便捎给贺子珍，同时告诉此人，要她转告贺子珍，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好起来的，她的病，可以在延安医治，叫她回来。
　　陆
　　贺子珍在西安“八办”住室的灯下抚摸着毛泽东托人捎来的小木箱，触景生情，怅然若失，陷入沉思。由于不知要等多时才能赴上海，她依稀涌动起一缕回归的念头。特别是当她踱到床边，打开那条红毛毯准备入睡之时，难忘的一幕幕，蓦地出现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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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延安（5）
寒冬的瑞金城。
　　毛泽东在家里看书，冻得瑟缩的身子裹着一床红毛毯，双脚踏在一盆炭火边。贺子珍有事外出，对毛泽东说：
　　“老毛，我出去办事，注意身上的毯子，不要着火啦。”
　　毛泽东“嗯嗯”应着，眼不离手上的书。
　　一会，贺子珍回来，走到门口，便看见家里在冒烟，急了，三步两步走到毛泽东身边，一手扯开掉在炭火盆一角的红毛毯，大声说：
　　“老毛，怎么搞的，毛毯着火啦，还不知道。”
　　毛泽东一惊，迅速站起来，甩掉裹在身上的毛毯。笑了。


　　又一件事，也是在瑞金发生的。
　　贺子珍到供给处对处长说：
　　“毛泽东的衣服补了又补，太破旧了，领件新的。”
　　“贺子珍同志，主席写有条子吗？”供给处长回答道。
　　“没有？”
　　“没有主席的条子，不能领。”
　　“非要他的条子，才能领吗？”
　　“对，这是规定。”
　　贺子珍一扭头，气冲冲地走了。回到窑洞，她对毛泽东说：
　　“刚才给你领衣服，供给处长不给，说要你写的条子。”
　　毛泽东一听火了：
　　“现在物资紧缺，我的衣服补一补，还能穿嘛，为什么要领新的？还背着我，谁给你的特权？”
　　“还不是为了你，少在这里发火。”
　　“我不要你这样的关心。没有组织原则。”
　　贺子珍生气地说：
　　“好，你的事，我少管，有什么了不得的，我不是你的出气筒。”
　　夜晚，贺子珍独自裹着红毛毯睡觉，不理毛泽东。
　　毛泽东处理完公务，睡觉时在床边对贺子珍说：
　　“子珍，还在生白天的气？你我的脾气，都不好，一个是铁，一个是钢，碰在一起了。”
　　贺子珍瞥了毛泽东一眼，掀开烧了个洞的红毛毯，让毛泽东挤进身子。
　　柒
　　温馨的回忆，毕竟有几分甜意，虽然掺合着些许苦涩。远去了，似一缕轻烟，袅袅回荡在贺子珍的旅程里，往事不堪回首！贺子珍收到毛泽东托人带来的小木箱，当然也就收到了毛泽东对她的一片思念之情。她与毛泽东风雨十年的情愫，穿过岁月烟尘，便氤氲在她寂寞而苦楚的心上，剪不断，理还乱……
　　此时的贺子珍，虽然胸中的气未消，倾斜的心态没平，但她似乎又觉得始终不能忘情于毛泽东，一看见那条象征他们爱情的红毛毯，一种难以遏制的爱情生活的追踪，便又油然而至。叩击着贺子珍孤独而恼人的心扉，震撼着她一颗破碎了的心……
　　她想起自己拿走了红毛毯，毛泽东夜间是否会冷？她深知延安的冬天是冷冽的，“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塞上冬天寒冷的滋味，她是领略过的，比起她的故乡永新来，不知要冷多少倍。以至她惦记着毛泽东的被褥是否有些单薄？难以抵御西北严寒。她不得不用自己有限的津贴，在西安街头替毛泽东买了一床棉被，托人给毛泽东捎去，算是对丈夫所赠小木箱的回报。
　　贺子珍送去棉被以后，心情好像要安定一些。她在西安等待远行的日子，匆匆的，不觉已上一月有余。一天，她实在按捺不住企盼的心情，到林伯渠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