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6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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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绾思考良久，问道，“在武烈侯看来，何时北伐最为合适？”
“五年之后，十年之内，必须完成北伐。”
王绾微笑点头，老秦人需要时间扩张和稳固地方势力，五到十年，应该差不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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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1章 博士就是加速器
第431章 博士就是加速器
冯劫的老妻生病了，宝鼎携两位夫人同去探望。
师母不过偶感风寒，病情并不严重，但师傅却是憔悴不堪，反倒更像病患。
宝鼎陪着冯劫坐在堂上随意闲聊，言辞中lù出关切之意。冯劫看着眼前气宇轩昂、英姿勃发的宝鼎，感叹不已。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宝鼎就像当初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已经成长为大秦之鼎柱，其成就甚至已经超过了当年的宗室重臣樗里疾，如今宝鼎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到帝国政局的走向，更影响到帝国的命运，而这却是他们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冯劫是帝国的副丞相，然后才是御史大夫，一个是行政职责，一个是监察职责，这两个职责叠加在一起，使得他不仅成为连接内外廷的枢纽，也让他成为皇帝的最重要的近臣之一。
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刚刚具备雏型，内廷的主要组成机构尚未独立，皇帝决策主要靠身边的近shì大臣，而这些近shì大臣主要来自郎中令府，另外就是皇帝的客卿和帝国博士了。帝国博士制度实施已久，但真正形成规模并发挥议政作用的则是关东大贤尤其是齐国稷下博士们的来临，于是博士议政制度应运而生。
博士议政制度是帝国廷议决策制度的一部分，同时，博士中的领袖级人物则成为皇帝的近shì大臣，参与到内廷皇帝决策中。
副丞相既是外廷决策者之一，也是内廷决策的参与者，某种程度上它承担了调节和缓和内外廷矛盾的作用，然而，大秦的这一政治制度随着统一大业的完成，随着博士议政制度的实施，随着关东大贤参与到帝国决策之中，内外廷之间的矛盾迅速扩大，内廷和外廷内部的矛盾也迅速扩大，这导致帝国的政局愈发的错综复杂并且矛盾重重，它现在就如同一团暴戾的熊熊大火，而副丞相就在这场大火中被惨烈烤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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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现有博士七十人，其中绝大多数为关东大贤，这些人既然进入帝国朝堂，参政议政，自然就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
这股政治势力有多大？大贤们是诸子百家的领袖人物，他们有亲朋故旧，有mén生弟子。这些士人遍布关东各地，是中土文化学术的代表，也是支撑中土各国官僚体系的基础力量。现在的帝国不仅在文化学术上需要他们，在维护统治上更需要他们。
大秦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官僚储备严重不足，就算把武将转化为文臣，暂时解决官僚不足的问题，但若想在最短时间内稳定六国故地，还必须要有一批了解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风俗的士人来帮助帝国官僚们拟制和实施一系列政策，于是就必须征募和起用关东六国的士人。
亡国之痛肯定是存在的，国破家亡的仇恨肯定也存在，而图谋复国的想法当然也存在，用关东六国士人来帮助帝国统治中土肯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迫于形势的需要，即便有风险，帝国也必须实施这一策略，而压制和缓解这一风险的办法，无疑就是加快中土文化的统一和给予关东六国士人直接利益。
从这一政治目的出发，帝国扩建了博士制度，实施了博士议政制度，利用这些“博士”在中土文化学术上的崇高地位和在中土士人中的巨大影响力，以最快的速度招募了大批的关东六国士人并把他们整合到帝国的官僚系统中，从而有效地稳定了关东局势，加快了帝国稳固中土的步伐。
这股政治势力有多大，一目了然。
这股政治势力在帝国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中占据了多大比例，同样一目了然。
由此带来的深层次的和表明的矛盾有多大，还是一目了然。
帝国的关东系政治势力是不是因此实力大增？不是，恰恰相反，他们的敌人更多了，更强大了。
帝国的关东系政治势力从商鞅开始，历来以法家大臣为主，坚持以法治国，以法强国，无论文武，大多出自寒mén，以军功进爵。一百多年来，关东系在大秦本土已经扎下了根，出现了像méng氏这样的军功豪mén。
冯氏则代表了关东系的另外一个派系，那就是世家豪mén。冯氏是韩国世家贵族，根基之地在晋中上党。当年的长平之战就是源自冯氏把上党献给了赵国，假如冯氏直接归顺秦国，那也就没有了长平大战。冯氏在生死关头分裂了，当年归顺秦国的这一支如今异常显赫，成为帝国权势倾天的豪mén之一。
廷尉卿李斯、内廷长史周青臣、客卿司马空则代表了关东系的第三个派系，也就是以寒mén贵族为主的坚持法治理念的法家大臣们。这才是真正的关东系，他们是始皇帝志同道合的政治盟友，是始皇帝最为倚重的政治力量。
现在关东博士集团的出现，改变了帝国关东系政治势力的构成，同时也加剧了关东系政治势力内部的矛盾，加快了关东系政治势力的分裂。
历史上帝国统一后，宗室和老秦人持续衰落，熊氏外戚被驱赶，巴蜀隗氏带着楚系勉强支撑，朝堂上是关东人“一枝独秀”，关东系控制朝政，于是形成了以méng氏掌控军队、冯氏掌控外廷、李斯等法家大臣支撑内廷引导国策坚持中央集权，而关东博士则联合大秦本土豪mén贵族抗衡内廷坚持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
从这段时间发生的历史事件来推测，统一之初分封之议的提起，到南征北伐的基本结束，是始皇帝联合关东系持续打击本土豪mén贵族的阶段，而淳于越和周青臣的廷议之争引发的“焚书”一案，则是“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彻底爆发阶段，也是以始皇帝为代表的“集权”贵族集团和以隗氏豪mén贵族和关东博士为代表的“分封”贵族集团的最后决战。
李斯就是这时候出任左丞相，而隗状就在此刻消失。隗状从帝国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意味着大秦本土豪mén贵族的彻底衰落。
至于“坑儒”一案，不过是“集权”贵族集团对“分封”贵族集团的乘胜追击，也是关东系政治势力内部“集权”和“分封”矛盾的大爆发。在这次斗争中，关东博士集团被彻底赶出帝国政治中心，而太子扶苏和méng氏被赶出了咸阳。
始皇帝驾崩，李斯冒着身死族灭的危险，矫诏诛杀扶苏和méng氏兄弟，就是“集权”和“分封”两大贵族集团殊死搏斗的延续。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李斯根本没有选择，只有奋力一搏，只有大开杀戒，于是宗室和大秦本土豪mén贵族遭到了血腥杀戮，就连关东系的豪mén贵族冯氏也未能逃脱这一轮屠戮风暴。
大秦本土贵族们在临死之前发出了最后一击，他们借助赵高之手诛杀了李斯，挑起了“集权”贵族集团内部的厮杀。
一轮又一轮的杀戮最终摧毁了帝国赖以生存的根基，“集权”贵族集团和“分封”贵族集团同归于尽，帝国倾覆。
仔细看看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关东博士集团在帝国倾覆过程中起到了“加速”作用。
始皇帝和帝国中枢建立博士议政制度的本意是加速中土文化的统一，加快帝国对关东六国疆土和国民的统治，但事违人愿，正是博士议政制度加速了帝国的败亡。假如没有博士议政制度，帝国“集权”和“分封”的矛盾也就不会愈演愈烈，更不会爆发一次又一次的屠戮，而帝国的寿命或许就能延续更长时间，帝国的寿命延长了，给帝国赢得了休养生息的时间，或许历史就会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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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咸阳政局危机就和博士议政制度有直接关系，正是因为关东博士们在“分封之议”上推bō助澜，导致武烈王公子宝鼎被推到了风口làng尖上，而这也说明了关东系政治势力内部的矛盾完全公开化了，做为关东系政治势力的领袖人物，冯劫当然是焦头烂额，心力jiāo瘁。
谁也没有想到博士议政制度会加速“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的jī化。
关东博士出自诸子百家，淳于越、伏生、叔孙通等人不过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而已，持“礼治”理念而主张“师古”的也不过儒家而已，所以当时拟制这个制度的时候，不管是始皇帝还是法家大臣们，看到的都是这一制度的优点，而像冯氏、méng氏关东系大臣看重的则是自身政治实力的增加，毕竟这个时代诸子大贤及其mén生弟子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强大。至于大秦本土豪mén贵族，因为急于扩张地方势力，也急切需要关东六国士人的帮助，所以在这件事上当然不会设置障碍。
帝国统一前后，国策做了一系列修改，以适应局势发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郡国制和世袭制。在大一统的前提下，郡国制和世袭制对豪mén贵族非常有利，可以预见，未来的帝国政治将逐渐走向世家政治、mén阀政治，而文化的统一将进一步遏制和打击寒mén贵族的崛起，并最终扼杀诸子百家的学术和“百huā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发展环境。
中土诸子百家“百huā齐放、百家争鸣”的土壤就是诸侯并列的大时代，寒mén贵族一代代崛起的前提条件就是诸侯争霸，就是中土的分裂和战luàn。虽然诸子百家都在自己的学术中推崇“统一”，但实际上不过是推销本家学术的一种手段而已。君王都想统一中土独霸天下，而统一需要王国的强大，王国的强大则需要正确的国策，正确的国策则来自于合适的学术思想。
这是一套非常成熟的推销手段，诸子百家谁也不知道中土统一之后的事情，统一后诸子百家的学术如何发展，他们也不知道。
大秦给了他们答案，统一不仅仅是疆土的统一，政治经济的统一，还包括思想文化的统一。大秦崇尚法学，以法强国，以法治统一天下，所以，统一后的中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