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风云录-第4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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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最大的敌人是大漠上的匈奴人，未来必定会爆发声势浩大的南北战争，战争耗费惊人，这就给了商贾“逐利”的机会。大秦的国力有限，现在正在打统一战争，未来还要与匈奴人进行南北战争，这等大规模和频繁的战争显然让大秦无力支撑，于是这时候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在国库穷竭的情况下，君王和王国大肆掳掠民众财富，民众的财富会在一夜间化作乌有，还有一种情况则正好相反，是调集民众财富，以赊贷等方式整合全部国力，以举国之力进行战争。
这两种不同政策造成的后果是权力和财富再分配的不同。第一种政策显然对君主和王国有利，战争打赢了，君王和王国可以迅速恢复元气，而第二种政策则让君主和王国在战争后陷入财赋崩溃的窘境，不得不依靠长期赊贷来慢慢恢复元气。在这个过程中，民众越来越富，而君主和王国始终拮据，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对君主和王国十分不利，最终将演变为君主和王国在权利上的严重损失。
很明显，大秦面对未来严峻的局势，必将采取第一种政策，名义上称之为“重农抑商”，实际上就是掳掠民众财富，否则大秦没办法支撑未来的大规模的频繁战争，但这种政策显然是“竭泽而渔”的短视之策。
打劫是一次性的，打劫的财富用完之后怎么办？再去打劫？被打劫的人因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已经一穷二白了，还怎么打劫？官营垄断在一定时间内的确可以让财富增长，但它的弊端也非常明显。战争结束了，王国和民众都变穷了，贫穷导致消费骤减，而消费的持续减少则让工商业持续萎缩，由此导致财富持续减少，如此周而复始，恶性循环，最终国穷民穷，王国崩溃。
春秋战国六百余年，诸侯争霸兼并，战争密集而残酷，从理论上来说，诸侯国早就崩溃了，但他们竟然持续了六百余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实施了农商并重的国策。计然、白圭、吕不韦都推崇“以商富国”，但这个“以商富国”是建立在“重农”的基础上。各诸侯国变法无论成功失败，最终都走上了“农商并重”之路，这才是诸侯国一代代把争霸局面维持下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武烈侯穿越而来，这方面的历史经验还是较为丰富，所以他坚持“无为而治”，坚持农商并重的策略，为实现这一策略，他首先必须改变中土的局势，以便缓和甚至化解帝国统一后所面临的严重危机。
就今日中土局势来说，如果大秦提前占据西南，那么统一后就避免了两线作战的窘境，帝国的国力就足以支撑南北战争。如此一来，帝国的危机也就不至于非常严重，而帝国危机的缓和显然有利于缓解朝堂上的激烈矛盾，这种宽松的政局同时也有利于帝国在统一后所进行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假如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能够让各方都满意，那么保证这一分配方案的国策肯定会让各方都获得一定利益，如此武烈侯的拯救帝国的梦想也就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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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烈侯重新认识到了西南策略的重要性，这段时间他把所有精力都放了这一策略对未来帝国命运所产生的巨大影响的研究上，所以他在这一次的长沙议事上做出了精辟而详细的阐述。
江南的军政官长和这些参加议事的蓼园巨贾们，也因此对西南策略的重大意义有了深刻认识，并把西南策略放到了一个足以影响到自己未来利益的全新高度上。
去年在中原的时候，武烈侯和军政官长们、巨贾们也就如何确保未来利益做过商讨，当时武烈侯拿出来的策略是“以退为进”，把财富转移到土地上，以逃避重农抑商之策对财富的掳掠。这一策略显然很被动，而且依照武烈侯的设想，本利益集团至少需要花费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摆脱这种被动局面，重新改变本利益集团在权利和财富再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而今日武烈侯拿出的西南策略却是一个主动策略，一个主动控制中土大势发展，继而影响未来帝国的局势，改变未来帝国国策，在未来帝国的权力和财富再分配中赢得有利地位的策略。
当然，这一策略的不确定性也是非常明显，风险无限大。西南策略投入惊人，没有直接收益，而这一策略的回报纯粹是一种预期，这种预期随时都有可能被形势的不确定性发展打得粉碎，也就是说，本利益集团在西南策略上的巨大投入随时都有可能化作乌有。
说白了，武烈侯是又一次“画饼充饥”，只不过这一次诱惑的对象由灾民变成了本利益集团。如今武烈侯以自己的强势迫使本利益集团接受了西南策略，西南策略肯定要实施，现在武烈侯要做的就是说服本利益集团在西南策略上进行投入。指望咸阳在财力上支持西南策略根本不现实，只能靠自己，而回报就是未来的预期。以巨额钱财去投资预期利益，这个风险太恐怖了，即便这些中土富可敌国的巨贾们也是心惊胆战，忐忑不安，无法马上做出决断。
这场决定本利益集团未来命运，决定未来帝国命运的讨论整整持续了半个月，蓼园各方的争论非常激烈。
期间昌文君和甘罗赶到了长沙。公子扶苏和昌平君的“私人特使”章邯也赶到了长沙。昌平君在看到新的西南策略后，知道武烈侯暂时不会远征西南了，断然留下了章邯和麃（biao）浚两位大将，但他担心武烈侯因此产生误解，另外他对新的西南策略也有自己的看法，于是让章邯代表自己赶赴江南当面向武烈侯做出解释。
昌文君、昌平君和甘罗对武烈侯的这一策略都抱着慎重态度，因为风险太大了，一旦此策失败，本利益集团必定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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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也陷入了激烈争论。
秦王政和咸阳的中枢大员们被武烈侯的这一“宏伟”策略所震惊，它的实施严重影响到了大秦国策。
按照武烈侯所奏，这一策略至少需要五年，其财力耗费大约是大秦目前十年赋税收入的总和，而为此征发的徭役更是一个恐怖的数字。
当年修建郑国渠已经让大秦“深受其害”，吕不韦自主持修建郑国渠之后，国力损耗严重，大秦更是因此完全停止了对外战争，面对关东合纵军的攻击差点丢掉了函谷关。前车之鉴历历在目，大秦岂能重蹈覆辙？更重要的是，开凿南岭大渠，远征西南，对大秦的现在和未来到底有什么好处？
当然，武烈侯在奏章中也说了，这一策略的实施，咸阳只要在政策上支持即可，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政策上支持意味着国策的改变，这正是咸阳所无法容忍的事。说到底，西南策略就是武烈侯拿来干涉朝政的工具。
反对一方把此策驳斥得体无完肤，就差没有公开指责武烈侯阴谋害国了。
支持一方则以大秦耗尽国力修建长城、都江堰和郑国渠为例。当年昭襄王修长城、修都江堰，秦王政修建郑国渠，朝堂上也几乎是一片反对之声，但事实证明，这三大决策都是正确的，它们帮助大秦一步步走向了强大。
大秦的未来是统一中土，是征服天下，是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大时代，而这一点武烈侯在奏章中表述得很清楚，所以西南策略对大秦的未来至关重要。
另外，此策有个让反对法都不得不承认的优势，武烈侯不要咸阳的财赋支持，也不要咸阳在全国范围内征发徭役，而是调用大秦巨贾们的财富和征发刚刚转徙江南百万灾民实施此策。
巨贾们的财富也属于大秦国力的一部分，尤其巨贾私库里的粮食布帛和其他各种物资更直接关系到秦军在统一战场上的胜负，所以武烈侯的这一策略肯定损耗了大秦国力，也影响到了大秦的统一战争，但这些财富的大部分目前只有武烈侯才有可能调用，如果支持武烈侯把这些财富消耗在西南策略上，可以严重消耗武烈侯的实力，这也算是遏制了武烈侯实力的发展。
咸阳遏制武烈侯的办法不过是把武烈侯从中原赶到西南，而现在武烈侯却利用西南策略把自己“囚禁”在西南，如此好事，咸阳岂能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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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在争论，长沙也在争论，而武烈侯的奏章更是从长沙频繁送到咸阳，写给秦王政的私信也是每日一封。
武烈侯的目的就是一个，赢得秦王政和咸阳中枢的支持，没有他们的支持，没有咸阳在政策上的支持，长沙的争论不可能有结果，西南策略也就无从实施。
秦王政的这个决策太难下了。
秦王政从接触武烈侯开始，武烈侯就是一个大一统理论的狂热支持者，无论是出塞还是征战中原，包括目前到西南，武烈侯的所作所为，其一系列疯狂的举措，都是为了大一统。这一点就连武烈侯的朝堂对手都不否认，但正是因为这种疯狂，一种近乎失去理智的不择手段的疯狂，让武烈侯肆无忌惮地干涉朝政，为此甚至不惜与秦王政正面“对决”，而这让秦王政和他的亲信们不得不去遏制他，不得不设法把武烈侯对大秦国祚可能产生的威胁降到最低。
支持不支持这一策略？支持的话，可以进一步遏制武烈侯，但代价是损耗大秦国力，延缓大秦统一中土的步伐。不支持的话，以武烈侯的“疯狂”，不知道他下一步会干什么？假如他做出了更疯狂的事，咸阳的损失恐怕更大。
秦王政首先调整了对楚国的外事策略，支持李太后和楚王悍，帮助他们对抗以公子负刍为首的反对势力，并要求公子扶苏和昌平君在中原做出实际举措，在军事上打击楚国的主战派，确保李太后和楚王悍实际控制楚国政局，从而尽快缔结新盟约，以楚国的钱粮来支援江南。
接着他又下令，请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冯去疾日夜兼程赶赴长沙，与武烈侯详细商讨西南策略实施的可能性。
秦王政的这两个举措显然说明他倾向于武烈侯，有意支持武烈侯实施西南策略。
秦王政的这一态度在咸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御史大夫公子腾考虑再三，向秦王政进言，如果时机合适，可以让
